內景，報告團講臺。

主持人：大家好，《蒙哥與忽必烈第三集》講了蒙哥蒙哥任命其弟弟忽必烈擔任漠南軍政總督，加強了對長城以南地區的控制。這一集我們講第四集。現在我們有請報告團特約嘉賓八思巴、兀良合臺、阿術、郝經、姚樞進入主席臺并一一向大家做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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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良合臺：先生們，女士們，我叫兀良合臺，我的父親名叫速不臺，蒙古國的開國元勛。我與1233年，隨貴由東征大真國，破蒲鮮萬奴于遼東（今吉林延吉東城子山）。

1235年我隨父親速不臺及宗王長子拔都、蒙哥貴由等西征征欽察、兀魯思、阿速、孛烈兒諸部，分兵后隨拜答爾深入孛烈兒（波蘭）﹑捏迷思（德意志）等部，攻陷波蘭首都克拉科夫。后又在萊格尼察戰役中大敗波德聯軍。

1248年，貴由汗去世，汗位空缺三年，我因是蒙哥身邊一怯薛之長﹐故積極附和拔都的主張﹐推戴蒙哥即大汗位。

1252年﹐奉蒙哥命輔佐忽必烈領軍遠征大理﹐繞道西南﹐企圖從側背攻宋。次年秋﹐兵分三路﹐我率西路軍經吐蕃，渡金沙江﹐入察罕章﹐趨大理﹐與忽必烈所率中路軍會合﹐占領大理城。忽必烈北返后﹐我留鎮云南﹐分兵取善闡（今云南昆明）等城﹐俘獲大理國主段興智。征戰兩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及烏蠻﹑白蠻等三十七部。

1256年﹐我奉命北上夾擊南宋四川州縣﹐取道烏蒙（今云南昭通）﹐從陸路進軍至石門關（今四川高縣西北），破關，經敘州（今四川宜賓東北）﹑重慶，到達合州﹐與四川蒙古軍會師後﹐仍返云南。

1257年冬﹐我進兵安南（今越南）﹐攻陷其國都升龍（今越南河內），安南王表示降附﹐遂還師云南。

1259年夏﹐蒙哥從合州遣使命我北上﹐約定第二年會師于長沙。我率蒙古騎兵三千和云軍萬人進入廣西﹐連下廣西貴縣﹑象州，廣西桂林﹑湖南芷江等城﹐直抵今湖南長沙，聞忽必烈正圍攻武漢（鄂州），遣使聯絡﹐遂與忽必烈所派援兵會合，渡江北上。這時聞蒙哥汗在合州逝世。忽必烈即位后，我因為曾和蒙哥關系密切而受到猜忌，不被重用，在上都被解除了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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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術：我叫阿術，是兀良合臺的兒子，在滅宋戰陣中，我是伯顏的助手。我跟隨付清兀良合臺參加了征大理、云貴等地的戰爭。忽必烈即位后，我在卻薛軍中任侍衛，1262，從諸王拜出、帖哥平定李璮之亂有功。同年九月由宿衛將調任征南都元帥，駐扎開封。1270年，元世祖任命我與史天澤等行荊湖等路樞密院事于襄陽。在滅宋戰爭中，我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行中書省于荊湖，組成征宋的指揮中心。史稱“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術控制之力為多”。在滅宋戰爭結束后，我又參加了數起平叛宗王叛亂的戰役。我一生南征北討四十年間，大小一百五十戰，未嘗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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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經：你們好，我叫郝經，字伯常，山西陵川人。元代著名的儒學者。本人只有苦讀經書，在貧寒中勤學苦讀，稍有學說成就之后進入漢族世侯張柔家庭從事家教工作，元朝著名大將張弘范就是我的弟子。我1256年受詔于忽必烈，1260年，赴南宋議和，被南宋權臣賈似道秘密囚禁16年，即著名的郝經南囚，時人稱之為南國蘇武。我每月給宋理宗皇帝寫一封信，足足寫了二百來封信，裝滿了一個麻袋，希望他們和我見面和談，但他們就是不理我，還把我的使團代表成員折磨死了許多，這哪里是什么自稱的禮儀之邦，簡直就是虎狼之邦嗎嘛！其實就在赴南宋和談之前，有的朋友就勸我不要去南宋，說南宋政權在賈似道的一手把持下，喪心病狂，不可理喻。但我想，忽必烈圣上如此信任重托我，如果我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兵鏑，即使是冒險乃至身遭不測也是值得。此外我覺得南宋政權不至于那樣無禮。誰想賈似道這個狗東西竟然把我扣押了下來，干脆就不讓我見南宋的理宗皇帝。原來這家伙心里有鬼：在1259年，忽必烈帶兵攻打鄂州時，賈似道以每年給我們蒙古那二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絲絹，稱臣為條件，達成了口頭合約。但他回到臨安在理宗皇帝面前卻謊稱他率兵擊退了忽必烈的進攻，理宗皇帝為此給賈似道加官進爵上了不少銀兩。這個賈似道怕我見到李宗皇帝戳穿了他的彌天大謊，所以才扣押我不讓我和理宗皇帝見面。在1274年宋崩潰之際，我被救，北歸后的第二年七月便去世。我知道一些漢族人對我這個漢族儒生投靠蒙古政權一定心存芥蒂。所以向大家表白一下我為什么作為一個漢族學者而心甘情愿忽必烈政權服務的真實心路歷程并且簡單地介紹一下我對忽必烈所施加的影響。

像當時普遍的漢族士人那樣，我從親身經歷中對戰亂帶來的巨大破壞極為痛心。在蒙古人占領中原后，雖然使“金源以來紀綱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但我并不認為事已無可挽回，我相信“天之所以興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為之其次，我清醒地意識到，蒙古作為當時寰宇之內最強大的力量君臨中原是無可挽回的必須面對的現實。但我堅信蒙古人是可以像北魏、遼、金那樣“附會漢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統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國之道”便可以為“中國之主”。但當時蒙古統治者“憑鋒恃銳”，“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計弗逮”，對生民百姓盤剝無度、竭澤而漁，致使中原漢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極。因此以“羽翼斯文”為終身使命的我期望能，夏變夷，以儒家的安邦經國之道去影響較為開明的蒙古統治者，并且借他們之力“挽回元氣，春我諸華”，逐步使亂世走向治世。而忽必烈這是這樣一個開明的藩王，我把自己挽回元氣，春我中華的愿望寄托在來忽必烈身上，我希望通過我的言傳身教影響他，改造他，最總讓他“漢化”而事實上，我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忽必烈的改造成功是我們眾多漢族儒生潛移默化影響的結果。

1252年，“好儒術、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統領漢地，開府伊始就著手羅致延攬人才。在忽必烈府中幕僚的推薦下，忽必烈便于1255年秋遣使召見我，但第一次我并未應召，而是草擬了一道名為《河東罪言》的奏議托使者帶回。在此奏議中，我以其故鄉河東平陽府為例，陳述了漢地因蒙古貴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無藝”而失于治理的嚴重狀況。提出了“輕斂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安民心”等項應行改革的對策我的用意在于喚起忽必烈對下情的重視，同時也想試探忽必烈有無從善舉賢的誠意。

初召不至，時隔兩月，忽必烈二度遣使征召見我。這讓深為感激藩王的知遇之情，感到自己的才識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猶豫，毅然整裝就道，于1256年春上見忽必烈于漠南金蓮川。

會面后，忽必烈向我“咨詢經國安民之道”。我首先以歷代圣王賢君“仁民愛物”之義贏得了忽必烈的賞識和器重。繼而又“上立國規模二十余條”，力勸忽必烈從長治久安著眼，“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正紀綱，立法度”，“藻飾王化”，“文致太平”，創“萬世規模”。當忽必烈問及當務之急，我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無不一一切中時弊。對此，忽必烈很是認同。但那忽必烈尚未掌握國柄，且礙于對漢法未能即行采納我的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