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8年，蒙哥親率蒙古大舉征宋，憲宗自領一軍入川蜀親征，命忽必烈統東道兵徑趨江漢荊湖一路。忽必烈把在家侍奉父母的我征召回來讓我隨軍從征，以備顧問。但我對這次貿然攻宋是持有異議的，一路上，多次相機進諫，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聽了我的勸諫后說，“令師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為吾使宋講和通好，以安百姓。”第二次是在路經濮州時，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嚴防備邊的諜報后交付部屬商議。郝經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畔，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于內，小民凋弊于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因此我勸忽必烈“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修德簡賢，待時而動”。

行至唐、鄧一帶，我得知憲宗一軍在川蜀師久無功、進退維谷，便又一次上書進諫，從治國之道及戰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師不利的內在原因。他認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連年用兵，國力不濟，難以繼續支撐規模浩大的征伐舉動。而從軍事戰略上講，則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選擇錯誤，放棄了蒙古以往出奇制勝善于野戰的特長而一味攻堅所致。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我建議：上策是息師撫民，厚植根本，待內部穩固后再行大舉；如這條難以遽行，退求其次，也應及時調整戰略步署，“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為正”，實行“三道并進”和“先荊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戰方略。可惜，那個自以為是的蒙哥不聽俺的，完全不采納我的建議。不過話又說回來，幸虧他沒聽俺的建議，否則他就不會死在釣魚城，忽必烈也就沒希望當皇帝了。這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但日后忽必烈的滅宋之戰大體遵循了我的這一戰略思想，再次證實了我的遠見卓識。

，憲宗在川蜀殞命的死訊正式傳至忽必烈軍中。忽必烈卻仍無意北還，又渡江包圍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在此形勢下忽必烈還舉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屬會商以定行止。我第四次進言，力主迅速班師撤兵北歸。在《班師議》中，我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軍深入，“役成遷延”所處的險境及蒙古后方隱伏的重要內亂危機。為“銷禍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轍，力諫忽必烈“斷然班師，亟定大計”，盡快北上奪取最高權力，以穩定社稷人心。

我的忠告很快為阿里不哥括兵爭位的急報所驗證。至此忽必烈才終于下決心退兵北還，弭平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