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發展道路的實踐內涵（上）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有他們的夢想，有他們基于美好夢想的精神，而發揮這種精神動力去實現理想，需要有正確的道路。那么，概括起來說，什么是21世紀的中國道路呢？（1）調整城鄉、產業和企業結構，轉變發展模式。順應中國最大的城市人夢的要求，加速推進城鎮化，發展服務業，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使創業及就業與城鎮化互動，從而改變由于城鄉、產業和企業規模結構扭曲導致的就業困難、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率低和城鄉及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大等問題。（2）實施趕超型科技進步戰略。在科技進步方面，逐步放棄模仿和跟隨戰略，采取同步戰略，或者趕超戰略，利用中國制造成本和研發成本都低，人力資本規模越來越大并質量不斷提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市場規模大等這樣一些優勢，在產學研之間，在技術—小規模生產—產業化等之間，形成科技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體制機制，通過科技快速進步，促進產業轉型升級，解決中國人口眾多、資源短缺和環境壓力大的制約，使其成為實現中國夢的重要途徑。（3）克服利益梗阻，堅定地推進改革，形成調整結構和促進發展的體制和機制。需要堅定而有魄力，果斷推進資源價格、財政稅收、土地、金融、國有經濟等體制改革，下決心解決一些導致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抑制創業就業、導致兩極分化的深層次體制問題，經濟改革是實現中國人民共同富裕夢的必由之路。（4）深入推進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體制改革。前面已述，隨著社會的現代化，中國人不僅有物質生活之夢，還有精神生活之夢。加快改革阻礙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部分，處理好中國二元結構轉型過程中政治模式與經濟模式的關系，堅決并逐步地推進黨內民主，行政體制，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人大和政協及立法體制，司法體制等方面的深入改革，發展社會組織，發揮好宗教在建設和諧社會方面的積極作用，通過改革形成自由、民主、公平、公正、平等、正義，人們心情舒暢，活力與秩序相統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和諧相統一的社會主義社會。
從經濟學角度，從政治和社會影響經濟發展的角度，從發展道路作用的角度看，發展經濟學意義上的發展道路是什么呢？發展道路，簡單說，就是在從落后國家向發達國家轉型過程中，是怎么做的，走了什么樣的道路。從這些意義上講，發展經濟學理論和實踐意義上的發展道路應當包括以下這樣一些內容。
經濟發展過程中，推進城市化的途徑和辦法。如果要實現現代化，每個發展中國家都要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提高城市化的水平。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實現城市化。主要是怎樣轉移到城市之中？他們到城市中干什么，怎樣居住，農民怎樣在就業、資產、收入等方面退出農村，而進入城市，如何解決退出和進入的障礙？如印度和拉美城市化模式，人口是自由遷移的，通過低成本的貧民窟、農村小農經濟的破產、農民到城市中大量的非正規就業，容忍兩極分化等途徑和方式推進和實現了它們的城市化。而東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推進城市化的途徑和辦法卻與之不同。它們的人口也是自由遷移的，在發展之初，也有一些貧民窟，但是，一是其土地制度使得農民退出農村的利益不受損失，退出機制順暢；二是移民到城市能找到工作，并且收入增長較快，有購買和改善住房的能力；三是政府控制了土地和房價的上漲，在土地和房價上漲之前，基本上解決了移民到城市中居民的住房，尤其是韓國政府支持居民建設了大量的住房，解決了大量的移民的居住需要。因此，東亞各國和地區通過較為體面的方式，實現了城市化。而中國城市的途徑與印度模式、拉美模式和東亞模式都不同，人口不能隨意自由遷移，農民退出農村的資產損失較大，城市中不允許貧民窟存在，但房價太高，其收入的增長遠遠趕不上住房價格的上漲，最后形成的結果是人口在城鄉間劇烈流動，大部分農村擬遷移的人口不能最終留居在城市之中。可以看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城市化途徑和方式。
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以及產業升級的道路和辦法。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實現工業化。比如，前蘇聯、中國等國家，都通過優先發展重化工業，壓低農業產品價格進行工業資金積累，來推進工業化。這種工業化模式，導致高積累，積累及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而有的發展中國家，則是順從產業結構升級的規律，加上政府的引導，從輕工業發展開始，再發展重化工業；沒有損害農業的發展，而是以輕工業的發展為重化工業的發展積累資金，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再如，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一類國家，重視教育，強化人力資本的投入和積累，知識和技術進步在工業研發、設計、改造、升級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其工業和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而另一類國家，重視物質資本的投入，忽視教育、知識和技術的作用，不重視教育和人力資本投入和積累，特別是中國，曾一度排斥教育和科技，教育、知識、科學和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弱，工業及其產品在全球的競爭力低下，位于世界工業化質量不高國家和地區的行列。還比如，有的國家和地區，在工業化過程，采取主導部門先行發展，再發展其他關聯部門的戰略，先發展產業，再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的戰略；有的國家和地區，則采取了各類工業齊頭并進發展，產業和基礎設施同步投資和協調配套的戰略；也有的國家和地區，采取了先投資建設基礎設施，再進行產業發展的戰略。這些，都是不同的工業化及其產業升級模式。
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要素利用和企業規模結構模式。一個國家，在其工業化過程中，從要素結構方面看，推動經濟增長需要有勞動、資本、土地、資源、技術等要素，但是，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各種投入的要素之間，有不同的組合；從企業規模結構看，有的國家的地區，以投資和建設大企業推動經濟增長為主，有的國家和地區大企業和小企業同時發展推動增長。當然，一個國家和地區，有其不同的要素稟賦，如有的國家和地區地多人少，土地資源多；有的國家和地區石油資源多，用石油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有的國家和地區，人多地少，則發展勞動力密集產業，以充分利用勞動力要素；有的國家和地區，人多地少無資源，則重視教育、知識、科學、技術等方面的要素，推動經濟的增長。不同的要素利用發展模式中，各種資源的組合和消耗不同。
一、發展道路的實踐內涵（中）
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往往熱衷于工業化大項目和大企業的投資和建設，特別是像中國，由于考核干部政績及其財政收入的稅制設計，投資和建設大項目和大企業，GDP和財政收入增長見效較快。但是，偏重于大項目和大企業的投資和建設，忽視小企業的發展，往往導致農業勞動力轉移放慢，勞動力要素不得其用，勞動參與GDP創造和分配能力下降，最后導致投資與消費的比例、GDP的國家企業和個人分配比例失調，大企業創造的財富嚴重依賴于出口的消化，經濟增長的外向依賴程度較高；并且，小企業數量相對少，實際失業率高，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多，加上大資本大企業所有者分配財富能力強，造成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而與此相反，大量發展小企業，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東亞發展模式，則避免了偏重發展大企業和忽視小企業發展帶來的這些問題。
推進現代化，是選擇集中的發展模式，還是選擇分散的發展模式？過去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中，重視從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的轉型，但忽視了轉型中集中與分散發展形式導致的不同結果。城市化為什么是人類社會不可抗拒的趨勢呢？經濟發展，就是人口、勞動力、其他生產要素、生產力、市場等，在地理上集中的過程。但是，人們在發展過程中，對于集中與分散的區別及作用和副作用，在發展經濟學方面沒有研究清楚。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曾經分析過轉移勞動力就業的模型，結論是要加大發展農村，即發展分散經濟，讓農民在農村和農業中就業。改革開放初，一些西方學者到中國向當時的中央領導建議，中國經濟發展不要再走西方城市化的道路，應當分散發展，重視農村，推進農村工業化。從我們自己的發展來看，一是改革開放后，在農村發展的扶貧上，搞村村通路、通電、通水等；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在農村，應當把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二是曾經提倡農村工業化，一村一品，開發區到處都是，工業分散布局。在這些方面，走了分散發展的道路。
但是，從經濟學的分析看，集中的發展方式，往往是在不增加投入的情況下，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大工業的企業需要規模經濟，以降低固定成本；人口需要向小集鎮和城鎮集中，形成第三產業發展的市場半徑和容量；人口，包括農民需要集中并多層居住，以節約土地，并降低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工業企業需要集中，以獲得外部經濟，降低提供電力、道路、倉儲、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外部成本；產業的集中，帶來分工和協作的便利，信息可以共享，往往形成有聚集效應的產業集群；人口和工商業集中，污染可以集中處理，使污染規模化處理，減少污水管線投資設施，環境保護的投入成本降低、效益提高；農業耕地需要集中規模化種植，以便于農業的機械化、水利化，并且降低農業生產的分攤成本。
因此，發展經濟學需要創新，需要對發展在集中與分散的方式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中國各級政府，政府各部門，也需要有經濟發展的集約觀念，有規模經濟、分攤成本、分工與協作、外部經濟等這樣一些經濟學的意識，以使經濟社會轉到節約資源、減少投入、增加產出的集約發展的方式上來。
是傳統的城市化模式，還是現代的網絡體系性城市化模式？發展經濟學要與時俱進，隨著交通、通信和電子網絡技術的進展，二元結構的轉型從簡單的農村到城市，演化為從農村社會轉向網絡型城市體系的轉變，從傳統的工業經濟向知識、技術和網絡經濟轉變。從空間上看，分析二元結構人口和生產力的網絡式轉型，需要對網絡經濟的內涵重新進行定義。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中，游牧經濟、農業經濟、城池式的手工業和低級商業經濟，都是在相對小的自然和封閉體中存在。從空間上講，這種經濟狀態可以稱之為互不聯系的隔離式和散點式的經濟。但是，網絡也在這些社會中發育和生長著，如出現連接村與城池的小路，修建城池與京城的驛道，開挖運輸鹽糧的運河，及利用自然的江河來水運等。然而，這些初始的低級網絡并沒有改變經濟總體上的隔離和封閉性質。
現代經濟是網絡經濟。網絡的經濟性質是由什么形成的呢？網絡具有三元素，即互聯線、在網線上的流動物和被連接的結點。當各結點之間的人、物、能源、信息等流動物在線上互相交流時，會發生線的運送成本。城市網絡體系，其經濟動力在于，網絡運行的結果，使其成本最小化，產出最大化。
公路網、高速公路網、鐵路網、電力網、油氣管道網、水運網、航空運輸網、自來水網、郵政服務網、商業網、煤氣管道網、固定電話網、移動通信網、閉路電視網、金融服務網、國際互聯網等，都是近代到現代網絡經濟的形態。而由各種流動物體交通連接方式和其集中的結點形成的城市網絡體系，則是各種網絡形態組合形成的空間復合網絡經濟體系。這就需要我們在經濟發展進程中，高度重視網絡與城市體系的建設，形成城市帶、城市群和城市圈，以及大中小城市成體系的網絡式發展模式。
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生活消費方式。消費方式通常是指人們在生活中消耗物質資料、精神產品和勞務的方法與形式。它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個人消費，二是公共消費。這兩種基本的消費形式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消費方式具體包括消費習慣、食品結構、衣著狀況、居住形式、出行方式、保溫取暖渠道等。
消費方式受到多種制約因素影響。首先，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生產。有什么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會有什么樣的消費方式。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會，人的消費方式還沒有能脫離動物消費的痕跡，消費方式處于低層次。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消費資料的豐裕，消費工具、消費方法和消費形式有了很大的發展，消費方式開始向高層次邁進。但是，另一方面，消費方式又受自然因素的制約，因為人們的各種消費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中進行的。人們消費活動借以進行的生態環境，經濟學稱之為消費環境。消費環境對人們的消費活動、消費質量、消費主體和消費客體影響極大，消費環境的狀況直接制約著宏觀消費模式，包括消費結構、消費方式的合理化。所以，消費方式一定要從本國、本地區的消費環境出發，也就是要考慮生態環境可以承受的消費度。如果不尊重國情，簡單地模仿、攀比和追求一些發達國家的消費方式，其結果將會帶來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生態環境的失調以致造成危害更大的污染；反過來，又會使消費質量下降。
針對一些發展中國家人均資源少、生產力水平低的基本國情特征，在消費方式的選擇上應當注意：第一，杜絕浪費性消費，提倡節約型消費。這包括消費資料的節約和消費領域中個人勞務消耗的節約，應當講求日用消費品的質量、實用和耐用性，盡量縮小一次性消費的范圍。在全社會推廣節約型、節水型的低度消耗資源的低碳消費生活體系，減少高能耗、高用水、高原材料和生產資料消耗型的消費。第二，注意食品消費結構的合理化。在飲食結構上不宜不加區分地普遍提倡以動物性食品為主，仍應堅持以植物性食品為主或動植物食品并重的膳食結構。若以動物產品為主，動物的飼草和飼糧將會加重草原的載畜負擔，增加對糧食的耕地需求，引起土地在草、糧、林產業間的分配之爭，加劇土地沙化和生態失衡：第三，居住方式和出行方式的合理化。宜提倡相對集中的居住方式，發展公園、公共娛樂場所，不宜提倡分散居住建造私人別墅、花園等。宜提供自行車、公共交通為主的交通方式，不宜鼓勵單人小汽車出行方式。這樣既可以節省土地又可以降低能耗。我國的經濟發展條件和人口眾多、能源緊缺，制約著個人小汽車出行方式的過量發展。同時倡導相對集中的居住方式，還有利于集中供給氣、熱、電及處理污水、污物等，減少污染，有利于保持生態平衡。
生活消費方式，反作用于生產方式，是發展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要強調生產方式的轉變，也要關注消費方式合理化的至關重要性。
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可持續模式。關于發展與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的關系，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人口自然膨脹，無限度地消耗資源、生態和環境的不可持續發展模式。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人口增長過快，土地、草原、森林、水和礦產等資源的承載力與人口的需要之間發生矛盾，土地沙化嚴重；資源遭受破壞性利用，特別是一些不可再生資源枯竭；生態失去生物的多樣性，生態鏈遭到破壞，水土流失嚴重；環境污染嚴重，水中有毒物質增加，空氣中粉塵和有害氣體增多，城市和鄉村日益增多的有害垃圾沒有得到處理，工業、交通和生態噪音不斷；臭氧層空洞擴大，海洋受污染，等等。
另一種是可持續發展模式，是指當代人不以消耗甚至破壞下一代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資源、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而謀求發展，保持生物的多樣性，使資源可以得到永續利用，生態和環境適于人類居住、生活和工作。大多數發展經濟學家認為，可持續性意味著維持乃至增加人類福利的自然資源基礎。換言之，各類自然資源在發展過程中不發生儲量下降和其他類型的損失，這才是可持續性。
經濟定義不回避某些可耗（非再生）資源終有一天會被用完的可能，也不主張將可更新資源儲備起來。可持續性簡單的經濟定義是，把自然資源基礎保持在某一水平，使未來時代至少能獲得與當代同樣的產出。這就要求再生性資源的更新能力不至于下降，非再生性資源或其儲量能夠穩定，或能得到其他資源的有效替代。此外，還要求凈化污染的能力與污染排放之間達成平衡。樂觀的經濟學家認為，知識的進展，人力資本的增長，產業和生活的技術進步會創造新的資源，會解決污染，尋求積極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一、發展道路的實踐內涵（下）
因此，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在不可持續發展模式與可持續發展模式之間進行選擇，要利用產權、價格機制、稅收杠桿、技術進步、可持續發展教育等方面做出努力，選擇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內外關系模式。一個國家和地區，在它的工業化過程中，或多或少地要與外部經濟相聯系，根據程度不同，可分為內向發展模式和外向發展模式。與之相應，在國內發展與對外聯系的關系上，有進口替代型的工業化道路，也有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道路。早期的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們認為，結構轉型期的經濟發展在資源配置方式上，實行計劃經濟為宜；還有一些經濟學家，特別是拉美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存在著發達國家中心和發展中國家外圍兩個體系，發達國家制造高端產品，發展中國家出口資源或者低端產品，發達國家利用技術和市場等優勢，通過不合理的價格體系轉移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了避免這一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貿易格局，發展中國家應當采取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即發展自己的工業，將國內需要進口的產品，由自己工業的生產來替代。
當時許多國家的發展走了這樣一條進口替代的工業化道路。特別是中國，雖然我們理論上沒有受當時有這種思想發展經濟學家們的影響，但是，實際上自力更生，自己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對外貿易量占GDP比例非常低，走了一條典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幾十年后的實踐證明，凡是采取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的國家，發展幾乎都不成功。而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新加坡、香港特別行政區等采取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的國家和地區，發展都非常成功。1978年以后，中國對外開放，采取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也獲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因此，對外關系的進口替代發展模式和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其利弊，今天也應當有所定論了。
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實現收入和財富分配公平的模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包括走第三條道路的福利社會制度國家，因其核心的社會主導價值，收入和財富的公平，是其追求的目標；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也因社會穩定的需要，建立了以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征收利得和財富稅、轉移支付等為手段的調節收入和財富公平分配的機制。
自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獨立后，走工業化的道路，雖然經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人均GDP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是，貧富差距在許多國家中被持續拉大。發展經濟學家們在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對前期的經濟發展理論進行反思時，也提到研究要更加注意收入和財富的公平分配。但是，從各國的經濟發展實踐來看，以基尼系數衡量，除了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東亞發展模式較好地解決了公平問題外，拉美、印度和中國大陸三種模式，都沒有較為理想地實現發展中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公平。
發展過程中，在模式上如何實現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公平，其重要性除了在社會主義國家其核心價值追求的需要外，普遍地對各種制度下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經濟社會能不能持續穩定發展，能不能避免社會動蕩危機的一個最為基本的條件。
經濟發展中實現收入和財富分配公平的模式理論上，不論何種學說，都存在著重大的缺陷，尤其在對各國經濟發展階段公平狀況的比較研究上，還是一個空白。（1）學術界對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公平或者不公平，其綜合的內在的形成機理，很少有比較研究，也沒有進行理論上的說明。從各種模式的比較看，就東亞、拉美、印度和中國四大經濟發展模式而言，東亞的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包括結構轉型較早的日本，在它們二元結構轉型期間，基尼系數要比其他三大模式的各國和地區低得多。（2）有的學者認為，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基尼系數從低到高，再從高到低，是個倒U形。學術研究上的放任，可能導致實踐上的不作為。（3）傳統的公平理論，擬通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資源配置的計劃經濟，以及僅以按勞分配等途徑實現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公平，其后果是，生產力發展受到影響，經濟生活低效率，最終形成平均的貧窮。（4）而稅收調節、轉移支付、公共財政、社會保障、勞資關系等理論，都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農村與城市、農業與非農業、大企業大資本與小企業、資本與勞動等這樣一些影響基尼系數深層次的內在關系。甚至，將大量的資源投入農村，而不轉移農村剩余人口等這樣的實現公平的方式，只能使城鄉不公平情況持續惡化。
因此，發展中國家采取一些什么樣的途徑，在自己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也追求全體人民收入和財富的公平分配，讓全體人民分享發展的成果，是經濟發展模式需要研究的重要內容。
經濟發展過程中，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選擇和組合模式。過去的發展經濟學對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其二元結構轉型期間，采取什么樣的國家治理模式與什么樣的經濟體制相組合，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主流的學者們曾經認為，發展中國家在政治體制上，只有學習西方發達國家，建立和向著民主政治制度轉型，才能保證經濟理想的發展。
而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印度采取了政治上的民主體制與經濟上的計劃經濟（包括國家發展國有企業）相結合的模式，到90年代初的40年中，經濟低速增長。拉美各國民粹民主的民主政治制度與威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交替，國有和私有經濟交替，而其經濟增長較快時一般是在威權主義政治體制階段，而民粹主義政治盛行時，經濟往往是低速增長時期。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采取了計劃與國有經濟體制，與集中的政治體制相結合的模式，加上政治運行不斷，國民經濟的增長的速度和質量等情況比印度還要糟糕。而改革開放后的30年中，采取了集中的政治體制與對計劃和國有及集體經濟改革，以及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模式，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等在二元結構轉型期間，實際上實行的是政治上集中的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模式，國民經濟獲得了增長的奇跡，韓國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很快進入了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行列。而它們一旦實行民主制度后，經濟增長速度隨即放慢。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示威游行、罷工罷市、軍人政變、部落紛爭不斷；政策法令朝令夕改，投資經商無所適從；重大事項各方制衡，久拖不決；政府參與推動經濟增長的能力很弱，沒有集中資源辦大事的能力。實際上，政治上學習和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發展大都不成功，有的國家甚至陷入了政治長期動蕩和社會長期混亂的困境之中，經濟發展沒有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但是，需要明確兩種情況：一是政府強有力參與和推動經濟增長，要與政府代替社會和市場推動經濟增長區分。如韓國的政府，在產業計劃等方面，進行了強有力的措施，但是，它并沒有代替民間投資和市場的作用。二是政府強有力參與推動經濟的增長，要與政府規模和權力需要嚴格控制結合，防止供養和稅費負擔太重，防止政府各部門在審批、監督等管理經濟活動時，進行尋租，進而影響和抑制創業、投資和企業的經營。
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它們二元結構轉型期間，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各自模式及二者如何組合的模式，對其發展至關重要。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發展模式，就是發展中國家從落后的農業國家向發達的工業化國家轉變過程中，主要在上述方面所采取方式的總和，也就是其追求現代化所走的總的道路。
二、1978年以后30年中國發展道路的成就與問題
夢想并非平地起高樓，夢想必須奠基于厚實的大地。對于中國夢而言，這大地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認識這段歷史，將幫助我們認識我們的中國夢，讓我們穩步前行。怎么理解和概括1978年以后30年來發展經濟學意義上的中國發展道路？我認為，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內涵為：發展了生產力，而且強調了科學技術進步是第一生產力；改革了國有和集體經濟體制，改變了資源配置方式，用新的體制機制來推動經濟發展；集中的政治體制與逐步改革形成的市場經濟體制相組合，既使發展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又調動了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逐步調整了農業與工業、重工業與輕工業、積累建設與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關系，使農業與工業、投資與消費之間形成了較為良性的循環；實施了對外開放戰略，將中國大量剩余勞動力比較劣勢轉化成為出口導向的比較優勢，同時也引進了資本和技術，強勁地推動經濟的增長速度。這樣的發展道路，使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了30年之久。這就是30年來我們所走過的，稱之為發展的“中國道路”，也可以概括為發展的北京共識。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以9.7%的速度高速增長了30年，國內生產總值從占全世界GDP總量的1%提升為6%，貿易額在全球貿易中幾乎為零上升到9%。30年中，我們不僅使2.5億人口擺脫了貧困，解決了13億人的溫飽問題，也使人均GDP224美元，提高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30年中，我們形成了有一定競爭力的完善的工業體系；科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從1978年的4%提高到了目前的40%；一般公路里程、高速公路、鐵路運輸速度、電力網絡、互聯信息網、移動通信等等，都與1978年不可同日而語。特別需要提出的是，這30年中，我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相比，是相當顯著和成功的，被世界發展研究領域稱之為“發展的中國奇跡”。
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發展的道路，或者稱為中國模式，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國內對發展方式也進行了大量的討論。那么，過去發展的中國道路，或者中國模式到底有哪些問題，需要進行哪些調整，這里就此展開分析。
（一）發展道路的結構偏差和扭曲
從理論上講，發展模式是經濟發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徑等，而第一、二和三產業結構不合理，可能是發展方式不當的一個結果。因此，可以這樣說，一個方面的發展途徑與另一個方面的發展途徑不相協調時，結果往往會造成發展模式結果方面的問題，結構偏差便是其一。中國經濟發展方面最大的問題是結構偏差和扭曲。其表現在以下這樣幾個方面。
三個產業的生產結構與勞動力就業結構之間存在著偏差和扭曲。2008年，第一產業就業勞動力比率近40%，其增加值比率只有11.3%，也就是農業占全國2/5的勞動力，卻只創造和分配了1/10多一點的國民生產總值；而第二產業就業比率為27.2%，其增加值比率卻為48.6%，工業只有1/4多的勞動力創造了近一半的國民生產總值。農業增加值占GDP比率持續下降，是工業化的一個趨勢，如果農業勞動力轉移過慢，農業生產增加值下降過快，其結果，就是農業勞動力和人口與非農業人口和勞動力收入之比會持續拉大。
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服務業比率之間的偏差。世界平均水平，在1995年人均GDP2500美元上下的國家，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60%，服務業就業比率和增加值比率分別為65%和55%；而中國2008年人均GDP3200美元時，即在比2500美元高700美元的時候，城市化水平卻只有45.7%，比世界平均水平滯后了14.3個百分點；服務業就業的比率只有33.2%，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31.8個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的比率只有40.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15個百分點。從要素結構配置的格局看，第二產業與其他產業相比，是資本較為密集型的產業，第二產業增加值比率高，而就業比率低，則資本所有者和國家分配的就多；而服務業是勞動密集型領域，其就業比率低，只能說明，勞動力在第三產業財富創造和分配較少。實際的后果就是，就業十分困難，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分配差距會擴大。
綜合上面三次產業生產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分析，實際上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而城市化滯后卻導致人口居住的分散，消費方式和市場容量的問題，使服務業發展緩慢，從而使第一產業中過剩的勞動力無法向第三產業轉移。而勞動力就業不足，使勞動在GDP中的分配率下降，資本和國家分配比率上升，結果引起一系列的投資與消費比率失調，國內消費不足使國民經濟對外依賴程度越來越高。
經濟發展水平、企業規模結構、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之間的偏差和扭曲。從世界各國企業規模結構與就業的規律看，一國企業的97%到99%為中小企業，勞動力的65%到80%在中小企業就業。這一點在中國也是如此。但是，中國與世界其他一些國家的差距在于，每千人企業數量將5個個體戶折成一個企業，再加上注冊登記的企業計算，2007年按照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計算，中國每千人口只有11個，而發達國家和地區一般在50個左右，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25個左右；中國大學生畢業后創業率前幾年僅為1%，這兩年上升為3%，但比發達國家的20%要低得多。
中國大學生畢業創業率低和每千人口企業數量少的原因在于，大項目、大資本、大企業、大的基礎設施等，對于GDP和地方財政稅收的貢獻要比小企業來得快和規模大，地方黨政領導重視大企業的發展，而忽視小企業的發展；政府管制和稅費負擔方面對小企業發展不利；由于中國社區小銀行發展不足，小企業融資非常困難，幾乎沒有融資的渠道；大學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嚴重脫節，學習內容中畢業后沒有用的知識較多，學生接受的大多是灌輸式的教育，而不是案例式的教育，創業和創新能力都較差。
企業規模結構上，由于能大量吸收和容納勞動力就業小企業數量相對較少，導致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慢，城鎮實際失業率較高，勞動要素在GDP創造和分配的比率較低，居民收入增長比資本和財政收入增長慢，農業剩余勞動力多導致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因失業而低收入和貧困的人口多而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較大，勞動要素分配比率低又導致消費能力弱，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失調，生產的出口依賴性較高。
經濟發展總量與產業競爭力之間的偏差。中國的GDP總量雖然在2010年已經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根據IMF2010年發布的數據，日本人均GDP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6位，而中國是99位。2010年日本人均GDP為39573美元，大概是中國的10倍。中國2009年人均GDP達到3677美元，與阿爾及利亞并列世界第99位。非洲有11個國家人均GDP超過中國。2009年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2072.7億美元，對外貿易額總額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排位在第三，2010年超過德國。2009年中國外匯儲備達到2.399萬億美元，占全球儲備比重達到30.7%。作為G7成員國的日本，外匯儲備約有1萬億美元，是第二豐厚儲備的國家。而美國的外匯儲備只有454億美元，較尼日利亞（430億美元）僅多出24億美元。
但是，中國的經濟總量與質量和競爭力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偏差。一是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40%左右，比發達國家的65%左右仍然差距較大，一些企業的研發水平，專利儲備，技術工藝，裝備程度，集合能力等等，比國外同類企業，差距也很大。整個工業的總體技術水平還有待于提高。二是在產業組織上，一些應當提高集中度的行業，存在小散亂的情況，與國外沒有競爭優勢。比如，我們的鋼鐵行業，平均企業生產規模比世界發展國家水平低得多，在與鐵礦資源進行價格等方面的談判時，沒有整體議價地位和力量。三是工業體系在標準化方面水平也還很低，國內產業標準建設方面也滯后，在對外貿易中，常常被國外同類產品的標準體系所阻礙，出口競爭的標準競爭力較低。四是國內工業中大量使用農業轉移的勞動力，文化、技能和智能等素質都較低，導致生產規程、標準不能很好地被執行，生產和產品的質量由于勞動者的素質較低而受影響。這些偏差致使中國在世界貿易中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較少，出口產品總體上附加價值較低，出口容易受標準、低碳、環保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不利影響，還有一些產品消耗了我們的資源，污染留在了國內，貿易還不平衡，人民幣相對升值和美元的相對貶值，致使出口順差外匯受損。
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結構問題，但其中有的也是上述四個結構偏差和扭曲的關聯和衍生問題。
（二）過去中國發展道路的失誤和風險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道路，或者叫中國發展模式，有一系列的問題：資源消耗過大，生態環境惡化，高投入和高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從未來看，必定不可持續；第三產業沒有得以相應的擴張，勞動密集型的小企業發展不足，使得GDP比率日益下降的農業領域中，以及一部分工業領域中，窩積了巨額的剩余勞動力；農村人口大量地向城鎮流動，但是，進得來，安居不下，人口在城鄉間劇烈流動，到進城農民“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甚至到“21世紀中期后”，他們農村回不去了，城市中又沒有貧民窟，而體面的住宅房價太高而購買不起，將會形成大規模最危險的漂移人群；城鄉收入、居民收入和地區之間發展等三大差距持續擴大，至今對其形成的原因和對策，沒有達成共識，也還沒有什么很好的解決方略；從對外關系看，雖然我們通過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利用了大量剩余的勞動力資源，變成了經濟財富，但同時，由于美元等國際性貨幣發行的鑄幣稅效應，加上美國對高技術產品的封鎖，我們消耗勞動力、土地、生態環境，以及高耗能和高排放形成的出口產品，相當部分只能以發行的美元來平衡，我們再去購買美國的債券，將其借給美國投資和消費，而長期來看人民幣處于升值趨勢，美元又處于貶值趨勢，導致出口導向型戰略的代價也很巨大。
回過頭來理性地看，在過去的發展道路中，我們也無意識地造成了全局性，積重難返和影響深遠的四個重大的失誤：（1）沒有及時推進城市化。沒有認識到發展就是人口在地理上集中和城市化的過程，沒有及時地解除人口流動的制度約束，甚至一定程度上有意無意地阻礙了城市化的進展，導致在人均GDP3500美元的發展水平上，比其他同樣發展程度的國家，城市化水平滯后了20%到25%，并且今天30%的農村勞動力和54%的農村人口分配10%的GDP，城鄉差距日益擴大；農村人口的分散使得服務業難以發展，增加值占GDP比例滯后20個百分點，就業比例滯后30個百分點；雖然農村人口凈減少6000余萬，30年來村莊擴大卻又占用了2億畝耕地；而人口的分散居住、生活和生產，包括生活和生產的化學化，對生態環境形成了巨大的破壞。（2）改革選擇了一種在客觀上剝奪農民利益和推高房價的土地和房屋制度。集體土地征用為國有的不平等體制，使同地不能同價，農民利益受到侵害；高度行政寡頭壟斷型的賣地制度，加上“招拍掛”，以及一次出讓70年的體制，使得地價輪番上升，財政收入長遠看不可持續，并且使地方政府財政依賴不斷在土地面積上擴大城市；使城鎮需要房屋的人群，85%到90%買不起住房，結果是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進得來，留很難，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未來會形成80%以上的無房產人租房交租和20%以下的有房出租食利的兩個階級。（3）對能解決中國最頭痛的就業問題的小企業的發展，一開始沒有引起高度重視，體制和政策上沒有支持，甚至加以種種限制。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逐步解放思想，開始對小企業，也即個體私營經濟加以限制，后又作為補充，后來又改為引導發展，最后到黨的十六大時，才確定為各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8年，國有經濟就業崗位從8000余萬個減少到了3000萬以內，集體經濟（即國有企業附屬的大集體、街道企業、城市中的第二輕工企業、供銷合作社等）崗位從5600萬個減少到了600萬個。勞動合同法實施后，由于勞動成本的上升，許多企業用機器替代勞動力；大工業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用越來越少的勞動力，推動越來越多的資本。而觀念、戰略、體制和政策對小企業的發展極為不利。到2009年6月，中國每千人口擁有的企業數量，只有12個，而東亞的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卻為50個左右。30年來，小企業發展，包括99%以上是小企業的服務業的發展，與中國大規模從農村中轉移出來的，大規模從中高等學校畢業的需要就業的勞動力人口相比，極不適應。以至造成了今天我們實際失業問題非常嚴峻的局面。中國30年發展道路與東亞其他國家發展道路的比較，小企業發展緩慢，以及與之相關的服務業的發展不足，是非常大的失誤和偏差。（4）在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集中的政治體制的同時，沒有設計和建立“預算—編制”聯動體制，沒能從制度上控制住需要供養的黨務行政事業機構和人員規模的擴張，沒有將黨務行政事業的收錢和花錢管住。其結果是，政府財政實際全部收入占GDP的34%左右，高出發展中國家財政收入應占GDP比例上限約9個百分點；黨政以及行政性事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44%左右，比發展中國家行政公務支出最高限19%，竟然高出25個百分點；稅收痛苦指數排在全球第二位，企業的稅費負擔很重。關鍵是，這樣沉重的稅費，嚴重影響了人們的創業、投資、經營，特別是嚴重抑制了小企業的發展，以至于就業容量難以有效地擴大，實際失業率很高，中等收入的人群相對較少，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較多，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兩極分化很難加以控制。而未來，農民工中的“80后”、“90后”，特別是以后的“21世紀后”，再回農村種地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將會在城鎮中形成大規模的無業并居無定所的漂移人口，對社會穩定方面造成非常危險的隱患。
不難看出，未來我們需要對發展方式，也即中國過去的發展道路進行重大的調整，選擇較為科學的發展道路，并且堅決推進重大的比如財稅體制的改革，才能在2040年，特別是本世紀中葉時，建成一個資源節約、社會安定、國強民富，并具有全球競爭力和生態環境良好的現代化國家。
學界在總結中國模式，或者中國道路時，有各種各樣的論述。實際上，30年前就在發展經濟學的意義上規劃一條較為科學的“中國道路”，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目前學界總結的中國模式，只是因為它獲得了高速的增長，也不過是中國在前30年發展過程中正確的選擇方面。實際上，社會隨著技術進步、人口流動、教育進展、文化交流，不斷發生變化；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上，人們的需要也不同。因此，新的社會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日新月異，新問題層出不窮。人們在發展道路的認識和調整方面，也是無窮盡的。然而，一些要害的問題認清后，人們可以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未來較長時期的發展道路進行大體的設計和規劃。
三、十字路口的深度調整
我們到了一個發展道路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就是運動物處在要選擇方向的路口中間，或者向東，或者向西，或者向北，或者向南。什么叫現代化道路的十字路口？就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在它現代化進程一些關鍵的時刻，在發展模式、體制機制、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有數個選擇的方向，對于它來說，關鍵在于，是不是意料到需要進行方向性的調整？往哪個方向進行調整？如何實現方向性的調整？這將深刻影響我們的中國夢，關系到我們的中國夢能否實現。
如果在這樣一個十字路口中間選擇不當，就會跌入發展模式的陷阱。學者們大量地討論了發展的“拉美陷阱”。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其發展的“陷阱”，就是因發展道路的選擇不當，跌入長期的經濟低速增長、社會動蕩、秩序混亂、人民困苦、國家陷入矛盾重重之中。那么，如果現代化道路選擇不當，未來是不是有一個發展的“中國陷阱”呢？我認為，可能是有的。那么，發展的“中國陷阱”是什么樣呢？與“拉美陷阱”不同和相同的：一是如果繼續偏重工業發展，偏重大企業、大資本、大項目對增長的推動，忽視服務業的發展，由于中國人口眾多，剩余勞動力規模很大，將會形成比拉美更加嚴重的失業率高企和社會劇烈動蕩的局面；二是如果城市化進程繼續滯后，如果農村人口和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過慢，而農業生產增加值占GDP比率下降速度過快，再加上資本分配能力較強的大工業和大企業發展過多，而能增加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業發展不足，加上不開征財產稅，則基尼系數會上升到與拉美一樣的水平，甚至最終會超過拉美，分配不公將引起社會的極不穩定；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產局面得不到改善，與拉美不一樣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農民進得來，但留不下，向城市轉移的農民，青年時到城市工作，居住條件很差，人口在城鄉之間劇烈流動，中老年時失去工作能力回農村，農村老齡化將快于城市；四是中國與拉美不一樣的，中國國土面積較大，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如果在平衡地區發展差距方面沒有有效的辦法，地區發展差距繼續拉大，則地區和民族矛盾沖突會激化和加深；五是與其他跌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一樣，經濟發展方面，可能發生中斷，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長期的低速度增長，甚至停滯，人民收入增長速度緩慢；財政金融體系方面，可能負債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產泡沫，潛伏很高的金融風險，發生金融動蕩和金融體系的崩潰。
我們需要對中國現行發展道路和模式進行識別和診斷。道路，或者模式識別，是對不同途徑，或者不同模式，從發展角度講，就是對發展格局組合，發展道路等，進行比較和歸類。比如，中國發展模式，中國發展道路就是在城市化、工業化、產業升級、對外開放等前面所述的幾個方面，既有與世界其他國家共同之處，也有中國自己的特點。中國必定走自己的道路，需要借鑒他國的道路。但是，有時候以為是中國特色的，或者是別國已經走過的道路，并不一定是正確的，或者是最優的。這就需要對發展模式進行診斷，看發展的格局組合是不是合適，發展的道路有無偏差，是不是最優的。以此為據進行校正。我在《中國向何處去》一書中，就中國發展模式，既從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組合、資源配置體系的轉型、產權制度的改革、對外開放等方面分析了1978年到2008年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來源，也從城市化進程和道路、土地和房屋制度、就業與中小企業、供養規模與稅費負擔等方面進行了討論，診斷其可能會導致就業、住房、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重大問題和后果。認為，目前發展的中國道路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之中，需要調整。
那么，怎么調整呢？調整發展模式重要的是，進行發展格局組合和發展道路方面的思路考慮和戰略設計。模式調整，也就是在模式識別、模式對比和模式診斷的基礎上，發展格局組合和發展道路的調整，首先，需要有個調整的大的思路。思路是根據診斷而來的，要科學和清晰。因此，對發展模式最重大問題的深層次分析，最為重要。分析不透，甚至分析錯誤，思路就會發生問題，發展模式的調整，就可能會發生方向性的錯誤。比如，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種思路是對農村、農業加大投入，忽視城市化的推進，就農村和農業本身為重點來解決問題；另一種思路是推進城鎮化，通過轉移過剩農業勞動力和人口，從而一方面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一方面減少農村剩余人口，讓他們轉移到其他產業中去。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思路。從世界各國一、二、三產業變動的規律來看，農業生產增加值占GDP的比率是不斷下降的，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特別是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率是不斷上升的。這是一個人們無法抗拒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因此，從人口和勞動力的結構看，也需要不斷地向城市轉移，在工業，特別是在服務業中就業的勞動力比例要不斷地上升，以適應這樣的客觀規律。如果我們在思路上只注重加大對農村和農業的投入，而不注意轉移農村和農業中的人口和勞動力，如前所述，就會發生生產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差。
科學的思路確定之后，就需要根據思路，制定綜合性的發展戰略，包括發展道路調整的戰略。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時候，發揚民主，會得到科學的結論、戰略和政策；有時候，發揚民主并不一定就會得到科學的結論，可能會選擇不科學的發展模式。比如，在印度，當政者、學者，甚至普通群眾，都知道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對處理印度人口、資源、生態和環境等方面的關系大有益處，但是，因為文化傳統和民主體制而實行不了。再比如，拉美的福利早熟導致金融危機，但是，在民主選舉制度下，候選人一味地承諾，用來拉選票，明知過度地搞福利是不科學的，但也得順著這條路走下去。因此，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或者實際進程中，民主并不一定導致科學的結論或者結果。但是，政治體制集中時，如果決策不科學，或者決策帶有某種不合理的利益傾向，也會發生重大的方向、道路、戰略和政策問題。
道路選擇及調整，最終要落實到戰略上來。比如，要選擇城市化的道路，制定推進城市化的戰略。（1）一個國家總的發展道路的選擇，及其發展模式的調整，應當是整體的，應當是綜合性的。模式選擇也好，模式調整也好，整體上應當選擇包括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對外關系、農業現代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并以此制定諸方面的發展戰略。一個國家科學和可行的發展模式，或者模式調整確定后，先是將其落實為總體戰略和協調的分戰略，也就是說要根據所選的發展模式制定發展戰略。（2）需要指出的是，道路調整，發展戰略的綜合性是非常重要的。綜合性，就是不同方面的發展方向、發展道路、發展戰略，需要相互銜接，互相協調和配套。許多國家發展模式的問題，往往出在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矛盾、相互錯位上。（3）需要提醒的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常常發生這樣的問題，即所選擇的發展道路與每個階段和第一年的發展戰略、規劃和計劃相脫節。實施所選擇的發展道路，包括對發展模式進行重大調整，需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發展戰略和規劃去落實；一個階段中，需要一年一個計劃地去落實階段的發展戰略和規劃。
道路確定，包括道路調整，在制定戰略，有規劃和計劃后，很重要的是需要有相關實施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并且，要有組織執行。因此，執行組織、計劃、措施、檢查、評價反饋、再調整等，必須有后續的程序，執政黨、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黨政需要有執行力。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缺陷在于，可能他們也知道某種道路是正確的，或者制定了模式調整的構想和戰略，但是沒有執行力，落實不了所選擇和所調整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落實不了發展模式的調整。從中國來看，比如，我們看到建設創新型國家，鼓勵自主創新，提高中國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國際競爭力，是中國發展道路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整個國家，在落實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方面，可能還存在著體制機制和政策不到位的問題。這就是人們說的“說的多、說的好，但做得少，實現得少”現象。也就是說，執行力不到位。
總之，我們需要對我們正在運行的發展模式，我們正在走的發展道路，進行評估、比較、識別、論斷和調整。而未來30年中國發展模式，即各方面發展組合的格局，發展的道路，要進行深度調整。首先，需要總體的思路和戰略設計；其次，需要制定總體的發展戰略、各方面協同配套的分戰略、各階段的發展戰略，以及年度實施計劃；而且，還需要有實施模式調整、發展戰略、發展規劃和計劃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這是一個有機聯系的體系，缺一不可；否則，要么發展模式不清晰，要么確定模式調整、戰略、規劃、計劃后，落實不了，即執行力太弱。
四、中國道路路線圖
將視角從歷史投向未來，中國未來將如何前進，中國道路將如何展開，中國夢將如何實現？中國未來道路，概述來講，需要從發展、資源生態環境、民生和改革等四個領域去考慮。包括關鍵點、邏輯鏈線，以及時間進程表。
（一）發展道路路線圖
中國發展道路路線圖為：農業現代化—城市化—產業結構升級—技術進步—小企業的發展—完成第一次現代化和加速第二次現代化。農業現代化與城市化之間互為因果，只有城市吸收剩余的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將農村人口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才能真正給農業現代化提供規模生產條件；而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給城市和城市中的產業發展提供相對便宜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獲得的利潤再積累，形成源源不斷吸收農業勞動力進入城市的產業空間。城市化的推進，給工業發展提供了聚集經濟、規模經濟、分工協作、降低交易成本等條件，而人口的聚集，也給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消費的規模經濟條件，使國民財富和就業結構中農業增加值和勞動力的比率日趨下降，工業增加值和勞動力的比例先升后穩定，而服務業增加值一直上升，最后穩定到75%—80%左右。產業結構的升級，特別是工業內部的結構升級，離不開技術進步，實踐證明：除了大企業外，小企業是技術創新的活力所在。重要性的是，中國需要選擇趕超型的科學技術進步戰略，以增強中國產業和經濟在未來世界格局中的競爭力。而小企業的關鍵性在于，它大量地存在于服務業和輕加工工業之中，成為吸收勞動力和城市新增勞動力就業的最大領域，將勞動力資源通過產業和企業形式轉化為財富。
在中國發展路線中，由于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滯后于發展水平，加速推進城市化，是中國未來發展道路中最為重要，最為核心的任務。而且在城市化過程中促進小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大量小企業存在的服務業的發展，是加速推進城市化，以及工業資本有機提高后，吸收和平衡勞動力就業的關鍵。城市化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小企業決定中國未來的民生和穩定。
（二）資源生態環境道路路線圖
中國資源生態環境道路路線圖為：節約資源和減少排放的發展方式—節儉、低碳和宜居舒適的生活消費方式—節約和保護資源生態環境的技術進步—形成生態良好、環境清潔和資源可永續利用的社會。生產是消費的基礎，但是，消費反作用于生產方式。因此，在這個路線中，形成節儉并舒適的消費方式，是處理中國人口眾多和資源環境稀缺矛盾的關鍵。
怎樣理解節儉并舒適的消費方式？在飲食結構上，要繼承中華民族以素食為主的優良傳統，并力求營養平衡。在居住結構上，要節約土地，并節能環保和保溫隔熱。在出行方式上，要以節能節地減排的公共交通為主。在行政和公共服務等各個方面，都要形成節約資源和減少排放的公務消費方式。用這種節儉、低碳、宜居消費方式形成的需求，來引導經濟結構和生產、交換、消費方式的相互作用，從而形成一個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社會。當然，需要提出的是，克服資源環境瓶頸的技術進步因素也非常重要。
（三）民生道路路線圖
從我們的宗旨來看，我們不是為了發展而發展，而是為了民生而發展。因此，在“十二五”、未來十年，乃至未來三十年中，中國道路選擇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民生的考慮。中國民生道路的路線圖為：鼓勵人們創業—充分就業—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有自己的住房—良好的公共服務和完善的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和財富分布較為公正—形成既有創業活力，又能體面、安全生活的社會。
這個路線圖中的關鍵有兩個方面：一是民生首要途徑是，鼓勵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把就業作為民生和富民的根本和基礎。一個不鼓勵創業、不重視就業的社會，政府不可能將大多數人的生活和富裕包下來，特別是在13億到15億多人的中國，必然會形成大多數人民群眾貧窮的狀況，結果也可能將是一個收入分配和財富公布差距非常大的社會。二是在民生道路中，市場和政府起什么樣的作用？哪些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由政府包下來，社會保障體系怎樣建設，特別是政府能包得起未來近8億人的住房需求嗎？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是，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進而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要未雨綢繆，防止我們未來的社會失去創業和工作的活力，防止我們的社會背上沉重的債務，防止我們的社會跌入過去拉美和現在歐洲發生的福利陷阱。
（四）改革道路路線圖
中國未來改革的路線圖為：突出財政稅收體制改革重點，協同理順資源價格體系，改革和創新土地制度，打破金融體制的壟斷，進一步深化國有經濟改革。從改革的實踐看，在時間進程上，單項改革推進，往往由于其他改革的不配套而以失敗告終。因此，無法確定這幾項改革哪個在前面，哪個在后面，只能是突出重點，綜合考慮，配套改革，協同推進。
財政稅收體制改革之所以特別重要，一是容納大量勞動力就業的個體、微型和小企業能不能有個寬松的環境，與政府收費和稅收結構的改革、調整、減輕其稅費負擔關系密切。二是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是中央與地方事權清晰劃分，并且地方政府行為合理化的基礎。三是許多改革是聯動的，如國有企業改革與財政預算體制改革聯動，土地制度改革與稅收體制改革聯動，黨政公務機構和人員及其支出的控制等改革與財政預算體制改革聯動。四是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特別是財政收入和支出的民主化，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還有許多改革都與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相關聯。
曾經有這樣的教訓，一個專業部門制定的改革方案非常理想，非常周密，但是，在實踐中卻行不通。為什么？原因在于體制和事物在橫向之間、上下之間、前后之間，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內在聯系，不把一個部門的改革，與其他有關方面有什么樣聯系，會引起什么樣的變數等搞清楚，在實踐中就會顧此失彼。因此，一個國家的改革往往需要綜合設計，配套改革、協調推進，才能成功。
當然，各領域之間的統籌兼顧是關鍵點。比如，城市化過程中，要使進入城市的人口購買得起住房，需要讓農村的資產流通變現，需要鼓勵創業和就業，需要收入的增長快于房價的增長，其中民生、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財政稅收體制改革、促進小企業發展等之間是需要有效統籌兼顧。再比如，要建設一個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社會，首先需要資源型產品價格體系的改革，還需要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并且也離不開新能源、材料等技術的進步。還有，小企業的發展，從融資方面需要對壟斷的金融及其監管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則，根本就無法打破抑制容納大量勞動力小企業發展的融資瓶頸，等等。因此，發展是為了民生，民生離不開發展。發展方式的轉變，結構的調整，創業活躍，小企業變多，技術進步，都離不開改革。生活方式合理化，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社會，又離不開發展方式轉變、結構調整，也離不開價格和稅收體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