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索壩工程建成后，這里將出現兩條世界上最大的制絲生產線，每小時生產24噸；這里將會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卷煙機，每分鐘生產600包；這里將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自動封箱系統：這里還將會有采用計算機控制的物流自動線、高架自動倉庫，實現從煙葉進廠到裝箱入庫的全線自動化……

　　邁出國門：更強的國際化動力

　　廠長與書記：無可避免的權力之爭

　　分拆引進，必須一流

　　***幫大忙：協調外匯額度

　　受到隆重接待的國際大買家

　　關索壩為證

　　邁出國門：更強的國際化動力

　　從1985年開始創匯的時候，褚時健就下了邁出國門的決心，而設備和原料革命的成功加速了這個進程。褚時健深知，要成為一個跨國公司，就必須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他發現，在國際上生存是保持競爭力的一種方式。在云南省創匯分成制度出臺后，玉溪卷煙廠有了更強的國際化動力。

　　1992年以前，他們主要通過兩個渠道來創匯：一是國內旅游市場，像友誼商店之類的地方；二是通過**轉口貿易把產品賣到東南亞等國家。到1991年，他們的創匯額已經超過三億美元。

　　“紅塔山”聲譽曰隆之際，褚時健決定真正走出國門了——在海外設立生產基地。他們考察了幾個國家和地區，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到馬來西亞、中國**等地，最后選擇在新加坡設立一個生產分部。

　　1991年9月，在代理玉溪卷煙廠海外市場的印尼華人熊德龍的推動下，由玉溪卷煙廠、英美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中國臺灣中華煙草國際有限公司組成了產供銷一體的跨國公司。實際上，三家公司是一種松散的合作關系：由玉溪卷煙廠提供“紅塔山”的原料和技術，英美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負責生產加工，熊德龍的中華煙草國際有限公司負責在世界各地推銷。

　　這是一種在國際貿易體系中流行的來料加工和品牌代理的合作模式，英美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每加工一箱“紅塔山”就能得到75美元。第一年，他們生產了5萬箱“紅塔山”，銷往美國、中美洲和南亞，而從中國**的轉口貿易則主要走向東南亞市場。1992年，合作的第一年，這項合作就為玉溪卷煙廠帶來了3000萬美元的凈利潤，當年他們的創匯總額達1.2億美元。此后幾年，海外市場的銷售逐步增長，到1995年，創匯額達到了1.8億美元，按當時的外匯調劑價計算，差不多是18億元人民幣。有了這筆外匯收入，玉溪卷煙廠可以把錢放在新加坡，需要使用的時候就方便多了。

　　褚時健解釋了為什么沒有像菲利普·莫里斯之類的世界煙草巨頭那樣商接到國外辦廠，主要原因是，國家規定向海外投資不得超過100萬美元，如果超過則需要得到對外經貿部的批準。和這些部門多年打交道的經驗告訴褚時健，拿到批文太麻煩，難度太大，因而他選擇了一種新的“出海”戰略。他認為，這樣做的好處是，不需要招工和管理，不用投一分錢，只派三個人過去，每星期結算和收款就行了。

　　隨著時間的推進，玉溪卷煙廠的國際化戰略越走越快，他們通過贊助國際知名體育賽事的方式來擴大“紅塔山”在北美的影響力，并發展了越來越多的**店加盟其間。到90年代中期，“紅塔山”在美國市場上每年的銷量已超過3萬箱。

　　廠長與書記：無可避免的權力之爭

　　即使在事業處于頂峰的時候，褚時健依然覺得，國有企業的權力之爭是讓他無比苦惱的事情，那也是褚時健踏進玉溪卷煙廠最早遇到的棘手問題之一。

　　廠長和書記的權力之爭幾乎是國有企業“書記一廠長”雙頭領導結構下不可避免的事情，盡管褚時健不喜歡權力之爭，但他也無可避免要卷入其中。

　　在他早期的搭檔林某某走后，玉溪地區的老專員和他搭檔，過了一段相安無事的日子，到1986年“三合一”體制建立之后，褚時健集黨委書記、廠長、**局局長、煙草公司經理四職于一身，這個時候沒有權力之爭的問題。

　　但是沒過多久，一個問題出現了，褚時健的工作越來越緊張，每周還要花大量精力來處理黨務文件，這讓他痛苦不堪。他確實沒有時間做這些了，覺得需要單獨設置一個黨委書記來處理黨務問題。這個時候，他的中學同學來找他，說她丈夫在玉溪行署擔任副專員，由于表現不佳剛剛被降職了，她希望褚時健能夠幫忙把他調到玉溪卷煙廠擔任黨委書記。

　　褚時健回憶：“她說大家排擠他，讓我幫幫忙。我這個人有些時候腦子也不太會轉彎，就直接答應了。我去向省里面的有關部門匯報，找了省委組織部、省煙草公司，談好了，任命他做黨委書記。誰知隔了三年，他又‘胡來’了。”

　　所謂“胡來”，其實是那位黨委書記看著褚時健已到退休年齡（其實旱過了），就在一個與省長和志強關系很好的記者的帶領下，到省長那里去“活動”去了。他告訴省長，褚時健選擇了喬發科做接班人，而喬發科并不適合，他覺得自己才是適合繼任廠長的人。其實，這時褚時健壓根兒就沒有決定選誰做接班人。

　　消息在第二天傳到了褚時健這里，據他回憶說：“我跟他說，你想當廠長，你就正兒八經地競爭去。”

　　在并不清楚和志強的意思的情況下，他采取了以退為進的辦法，向省里寫了個申請，陳述自己的年齡已超過60歲，而廠黨委書記也在四處活動想當廠長，就由他來當吧。

　　和志強發現這個事情鬧大之后，他來找褚時健談話了，褚時健告訴他：“他這個黨委書記照這樣下去，玉溪卷煙廠的障礙會很多，我隨你們選，我不打算干了。”

　　作為省長的和志強當然擔心褚時健的離任會影響到云南經濟的發展，他讓褚時健等他做完這一屆省長再說。

　　而原廠黨委書記則在隨后的玉溪卷煙廠黨委書記選舉中，以只得到一票而落選了，他不得不去擔任一名調研員。

　　褚時健說：“不了解情況的人說，老褚霸道，兩個黨委書記都被他攆了。我說我不是為我，凡是玉溪卷煙廠的發展障礙，都得排除。”

　　之后的日子，褚時健不得不再次同時擔任黨委書記。

　　一個工廠到底誰是第一負責人？中國的國有企業一直都不明確，而是給出了一個模糊的表述——黨委書記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到底最后誰來負責，褚時健一真很迷惑。一次，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褚時健甚至說，黨委書記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其特點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少數服從多數。這樣，如果廠長的意見是對的卻處于少數的地位，就只能服從多數然而卻是錯誤的決定，如以后發生了問題，廠長也可以不負完全責任，甚至可以推卸掉責任。這樣顯然對企業的發展不利。

　　對于黨委的集體領導，褚時健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如果都是大家說了算，等于誰說了都不算，企業會處于無人負責的狀態，這種狀態常常表現為集體負責，其實誰也不負責任，出了問題國家要追究責任，連該打誰的屁股都找不著。”

　　在他為這個問題萬分苦惱的時候，當時的中共中央******到云南視察，在獲得***接見的座談會上，褚時健向他請教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遇到的問題——黨委書記和廠長職權沖突的問題。******對他說：“你們要兩心合一心，心心相印。”

　　分拆引進，必須一流

　　在1987年玉溪卷煙廠成為中國同行業第一后，褚時健就定下了成為世界一流企業的目標，并且立志要和當時全球最大的煙草制造商菲利普·莫里斯一爭高下，并為此著手進行布局。

　　褚時健認為，競爭無非三樣東西：原料、設備、管理。既然要和世界第一流的公司競爭，這三大要素就必須達到一流水平。

　　原料和管理兩場革命完成后，褚時健認為玉溪卷煙廠的原料已屬一流，“紅塔山”的原料甚至超過了“萬寶路”的；而管理上也相差不遠，在1992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褚時健說，隨著玉溪卷煙廠設備的更新，效益會越來越接近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玉溪卷煙廠第一套設備引進之后，3700多人就立即富余出1200多人，而隨著新流水線的引進，下線的員工不斷增加。褚時健認為，如果只計算雙方的一線員工，玉溪卷煙廠的效率甚至超過了菲利普，莫里斯，而設備的增加又會把那些富余員工的效率提上來。所以，從管理角度看，他有信心做得和菲利普·莫里斯一樣出色。

　　而眼下，設備的淘汰和更新又成了新問題，和菲利普·莫里斯這樣的公司相比，最明顯的差距就在設備上。

　　他計劃首先替換掉那些老掉牙但還在拼命干活兒的“新中國”，借著1990年的“名煙翻番計劃”，他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設備更新。這一次，褚時健在省里已經不會遇到什么麻煩了，省里的領導人已經形成共識，只要是玉溪卷煙廠報來的項目，那就盡管批，他們還沒有搞砸過。計劃正在進行之際，從中央發出的關于控制外匯引進設備的文件，差點兒讓這個3000多萬美元的項目砸了鍋。

　　文件規定，單次設備引進不得超過500萬美元的限額，面對這樣的規定，他知道自己磨破嘴皮子也沒用，中央文件一般是從總體判斷出發，并不需要考慮一家企業的遠大追求。但時不我待，面對這樣的規定，褚時健又一次顯示了他超人的智慧和冒險精神：既然只規定了單次引進的上限，并沒有規定只能一次引進，那么，把這些項目分拆開來引進，不就不違背中央文件的精神了嗎？這又是一次邊緣突破的絕妙案例，云南省有關部門配合了褚時健的行動，這次引進很快完成了。但在項目安裝完成并開始運營后，也許是因為被舉報的緣故，國家有關部門識破了褚時健的“詭計”，于是，一個調查組緊隨而至。

　　褚時健告訴前來調查的人，在市場需求如此旺盛的情況下，玉溪卷煙廠迫切需要更新設備來提高產量，以滿足市場需求。而如果不這樣做，不一次完成引進，那么造成的損失可能高達數千萬美元，稅利的損失可能更大。聽完他的陳述后，調查組認可了他的理由，并把他當成了“用活中央政策”的典型。

　　此外，在獲得了利用外匯購買設備和配件的許可后，褚時健繞開了有關部門，采取直接和外國廠商或代理公司聯系的方式，直接從國外進貨，而不是層層匯報。有好心的同事提醒他，最好還是向有關部門請示一下。但褚時健認為，請示雖然風險小，但拖延了時間，生產損失大，對國家不利。

　　到1992年，玉溪卷煙廠完成了最后一批舊設備的更新，無嘴煙的歷史就此結束。這個時候，玉溪卷煙廠已經完成了對日本煙草公司的超越，升到了亞洲第一的位置，褚時健成了名副其實的“亞洲煙王”。

　　***幫大忙：協調外匯額度

　　此時，褚時健在策劃一個宏偉的計劃，這個宏偉的計劃就是關索壩工程。這個工程的預算投資高達46億元，其中引進設備的投資就超過了20億元，在當時，這是一個天文數字般的投資額。而且，全部投資都由玉溪卷煙廠自己籌集，這在當時的國有企業中實在是少之又少。

　　按這個工程的計劃，玉溪卷煙廠將完成整體搬遷。搬遷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老工廠正好處在地震帶上，不安全；二是褚時健希望加快步伐，建設一個世界一流的工廠。這個工廠不僅要有現代化的生產設備，還要有優美的、有尊嚴的工作環境，徹底告別中國工廠灰霾、嘈雜、擁擠、狼狽的形象。

　　但玉溪卷煙廠很多人并不理解褚時健的行為，他們覺得原有的廠房已屬一流，為什么還要投那么多錢另外建設新工廠呢？

　　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褚時健說：“過去煙草工業的輝煌并不在云南，而在河南，河南煙草輝煌了十年就落伍了，云南煙草已經輝煌十年，能否繼續輝煌下去？趕在我們有優勢、有能力的時候把裝備搞到世界一流，是為我們今后在中國乃至世界保持領先地位打基礎。”

　　褚時健的話表現出了技術追求沒有止境的傾向，他和手下的人說：“哪一年哪一天我們停止了科技進步，哪一年哪一天我們就為自己的生存埋下了危機。”

　　“視今天為落后”是褚時健為玉溪卷煙廠定下來的精神信條，他在言行中也踐行著這一信條。

　　“關索壩計劃”早在1992年之前就在褚時健腦海中開始構建了。但計劃正準備實施的時候，新的麻煩又來了。褚時健一生總在和各種麻煩打交道，解決這些麻煩所花費的精力，比他真正投在工作上的要多得多。

　　這一次的情況是這樣的：為了防止投資過熱，國家又出臺了兩條新規定：一條限制了外匯使用額度；一條禁止了銀行給企業的建設性貸款。

　　玉溪卷煙廠不缺外匯，他們每年從創匯分成中能分到很多；他們更不缺錢，存在銀行的錢都快堆不下了。但現在，國家不允許你花這些錢，哪怕錢是你的。

　　愁眉不展之際，時任中共中央*****、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來云南玉溪卷煙廠視察，褚時健決定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請***幫這個忙。他們討論了一些“過熱”投資，褚時健認為只要有市場，投資有效益，就不能算“過熱”。***似乎同意他的看法，然后他拋出了他的問題，請這位熟悉經濟運行的副總理幫他解決困擾他的外匯指標問題。

　　***問：“你們有外匯嗎？”

　　“有，用不完。”

　　“那配套有人民幣嗎？”

　　“有，更用不完。”

　　***當場答應褚時健幫他協調外匯額度。

　　但他還是不忘問褚時健一句：“這個投資完成后你的稅利能增加多少？”副總理顯然很關心稅收問題。

　　褚時健笑著說：“您真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啊。這個改造完成以后，中央財政一年最少增加30億。”

　　***聽了有點兒吃驚，對褚時健說：“老褚你別吹牛。”

　　褚時健告訴他：“我跟同行都不會亂說，何況跟您？等到改造完成后，您可以問問財政部這筆錢拿到沒有。”

　　***知道，作為全中國排名第二位的稅利大戶，褚時健當然不會隨便吹牛，他也許是想刺激一下褚時健吧。事實上，隨后幾年，玉溪卷煙廠稅利的增長遠遠超過了褚時健的承諾，從1992年的52.39億元，到1993年87.7億元，1994年時達到了146.79億元。

　　當關索壩工程改造完成后，褚時健還不忘提醒***手下的工作人員：“請朱總理注意一下老褚的承諾是否兌現了。”其實，這個提醒完全是多余的，在關索壩改造投產的第一年，玉溪卷煙廠上交的稅利就已經位列當時中國所有工業企業的第二位，到1996年便一舉超過了排在前面的大慶油田，排到了稅利第一位。朱總理當然會知道誰交的稅最多。

　　受到隆重接待的國際大買家

　　1993年6月，玉溪卷煙廠完成了工程建設的設計、招標工作，準備破土動工。

　　在得到玉溪卷煙廠關索壩改造工程的消息后，那些煙草設備制造的國際巨頭自然是聞風而動，爭相向玉溪卷煙廠推銷他們最新的設備。

　　褚時健決定帶領技術團隊飛往歐洲進行設備引進的最后考察，他們在1994年4月10日離開昆明，轉中國**飛往法蘭克福。

　　在歐洲的兩周時間里，褚時健馬不停蹄地穿梭于法蘭克福、漢堡、紐倫堡、不來梅、阿姆斯特丹、巴黎和倫敦等城市，考察了歐洲最重要的幾家設備制造商，著重看了它們最新的產品。

　　他在歐洲享受到了帝王般的接待。對于歐洲的這些制造商來說，玉溪卷煙廠的快速崛起讓他們感到非常吃驚：短短十年時間不到，就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廠變成了行業內世界前三的企業巨頭，并且前所未有地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購買了他們這么多產品。幾大制造商都是總裁或董事長親自出馬，在機場等候。在德國豪尼公司，董事長葉力沙笑稱對褚時健“無秘密可言”，帶他參觀他希望看到的任何東西，包括那些還處于設計階段的產品。在英國莫林斯公司，褚時健看到了一款不錯的新玩意兒，他認為值得引進，但又擔心在新廠房安裝有一定困難，莫林斯公司的總裁索山馬上承諾：“不要緊，我們負責安裝。”說完迅速讓人拿來安裝圖紙，并在半小時內讓工作人員先后兩次制作安裝圖紙，直到褚時健一行人滿意為止。在巴黎，意大利GD公司總裁馬蒂斯已經等在戴高樂機場，而同時在那里等待的還有法國德古費勒公司的總裁。

　　褚時健的歐洲之行在高效率的工作節奏中結束，兩周時間走訪了歐洲最頂尖的幾家設備制造商，并實地考察了這些設備的運行情況，他差不多購齊了20億元的設備，這絕對是煙草世界的第一大采購。

　　他同時考察了歐洲的那些花園式工廠，他提醒隨行的副總工程師李穗明，玉溪卷煙廠新建的廠區一定要學習人家。

　　關索壩為證

　　1994年5月26日，關索壩打下了第一根樁。

　　這地方原本是一個小山溝，褚時健決定把這個長1.3千米、寬500米的地方填平，作為玉溪卷煙廠的新廠區。

　　有記者問他：“為什么把廠址選在施工難度大的山里，而不是平壩的工業開發區？”

　　褚時健回答說：“我是農民出身，知道土地對農民的重要性。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地少人多，良田對農民來說太重要了。我們寧可多投5000萬削山填溝，也要為后代子孫多留點兒好地。”

　　年輕的工程總指揮李穗明指揮著4000多人的隊伍在工地上苦戰，十四冶建設集團集中了全部重型機械，這個工程需要處理300萬土方，建筑面積24萬平方米。這里會聚了數百位國外的專業技術人員，他們和4000多名中國建筑工人一起，日夜奮戰在這塊工地上。

　　關索壩工程建成后，這里將出現兩條世界上最大的制絲生產線，每小時生產24噸；這里將會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卷煙機，每分鐘生產600包；這里將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自動封箱系統；這里還將會有采用計算機控制的物流自動線、高架自動倉庫，實現從煙葉進廠到裝箱入庫的全線自動化……

　　褚時健說：“我管總體把握，放手讓小穗明干。”于是，這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挑起了數十億高技術含量的技改工程的重擔。

　　這個年輕的總指揮并沒有讓褚時健失望。

　　工程原計劃在1998年竣工，但隨著工期的不斷提前，竣工時間不斷更改：1997年、1996年，最后，僅用時一年零九個月，24萬平方米的廠房全部完成；1995年8月第一條制絲線投入生產；1996年3月，主要車間在不停產的情況下完成了搬遷調試，6月，新廠區全面投入生產，年產量可達200萬箱，并從設備、原料、人員上保證了1998年達到年產量250萬箱的目標，待德國進口的膨脹絲生產線完成后，生產規模可達每年300萬箱，趕超菲利普·莫里斯公司350萬的年產量已經指日可待。

　　不過，這中間也發生了一個有趣的小插曲，在關索壩工程熱火朝天地進行之際，國家計委對這個工程進行了干預。他們拿出一個十幾年前的老文件對褚時健說：“你們這是在搞違規建設，必須停下來。”褚時健回憶說：“這個老文件規定，技術改造不能超過原資產的30%，而我們超過了原來資產的若干倍，我們原來的設備價值幾個億，這一回投資是好幾十億元。”

　　褚時健一下子就蒙了。這個項目一直是按國家規定進行立項、審批的，他也不知道還有這么一個文件。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找國家有關領導。這一回，他找的是國務院分管國家計委的副總理鄒家華。由于辦公室人來人往，無法靜下來溝通，褚時健選擇在晚上到鄒家華家拜訪。他很小心地把握著話題，在一個適當的時機談到了玉溪卷煙廠目前的發展態勢、上繳稅款、戰略規劃及可見的遠景，鄒家華聽得入了迷，對褚時健大加贊賞。他覺得時機成熟了，便向這位溫和的副總理道出：“這回遇到麻煩了。”

　　“什么麻煩？說出來我幫你解決。”

　　褚時健道出了關索壩工程的全部原委，并告訴鄒家華，實在是產品供不應求了才考慮搞這么大的建設工程。鄒家華樂呵呵地反問他：“就這事兒嗎？”

　　過了幾天，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聯合工作組來到玉溪，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

　　總是處在風口浪尖上，步步驚心，褚時健在玉溪卷煙廠十幾年的歲月向來如此。可以說，這是變革者的宿命，或者是他們和這個世界的相處方式。

　　褚時健說：“在新的生產線投產后，世界備大煙草商都派人到這里來參觀，他們的結論是：玉溪卷煙廠已經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卷煙廠，即使和美國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相比，也只有超越的地方，沒有不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