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6年8月XX號

下午5點左右，渭凌市長島海邊度假村。我趴在游泳圈上，在黃與紅的天空上游蕩。周圍游著很多的魚，它們張著嘴，拍打著尾巴，可是我聽不見它們說什么，夕陽從海草的縫隙中穿進來，還是有一點點刺眼，我瞇著眼轉過頭，藍色的微風正掠過帶血的礁石，礁石上紅色的鳥飛舞著消失在藍色的風里。突然有什么東西使勁扯了我一下，我嚇了一跳失去了平衡，從游泳圈上翻了下來，墜入海中。我站起來抹了把臉上的海水，模糊中我看見血色的陽光下，她穿著藍色連體泳衣站在齊腰的海水里正對著我笑。我們已經一年沒見了，一年前她是我女朋友，一年前我進了教養院。我摟著救生圈問她怎么會在這，她指著岸邊說，在岸邊溜達時看見張亮了。張亮在岸邊的臺階上抽煙，她在背后拍了他一下肩膀問“你怎么在這？”，他被這一下也嚇了一跳，撿起掉在沙子上的香煙，指向海上快要睡著的我。

上了岸，她跟她朋友打了聲招呼后，我們3個來到海邊的燒烤攤坐了下來。白色的月已經劃上黑色的海，我們3個聊了很多，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我趴在白色塑料桌子上，面前全是綠色的啤酒瓶。在綠色的酒瓶里她慢慢的走過來，來到我面前。我側著臉看著她，我問她怎么長高了，吃什么東西長這么高。可她不理我，我便去抓她的手，可總是抓不到，我看著左手在她腿邊亂摸著，我開始“嘿嘿”的笑。她看著我，抬起手輕輕摸了摸我的“球頭”，她的手很熱，后腦勺很舒服，我閉上眼，感受著她的手慢慢的從我的頭滑向我的后肩，那里有一條正在做夢的“魚”。

第一章

1

孫冉，是我。孫國輝、是我爸。劉淑琴是我媽。1987年2月4日，立春，我出生在渭凌市、渭軸區一個在普通不過的家庭。渭凌市是一個三線工業小城市，主要以軸承產業為主，全市大小軸承廠有上千家，從我家往北走1站路就是全國最大的軸承廠“渭軸軸承廠”，孫國輝就在渭軸軸承廠的某個車間當電工班長，而劉淑琴則在東邊相對遠一些的第二機床廠做會計主管。

劉淑琴 1.65個身高，一頭到后背的烏黑長發，鵝蛋臉、很漂亮，不管是小時候 還是現在、我都是這么認為的，她很會打扮，俗稱會“浪”。她總和同事，或和朋友、不段的買衣服，逛街，買衣服，逛街。她喜歡穿裙子，也有很多的高跟鞋，小的時候我總是挑出一雙穿著玩，顏色是隨機的，看我的心情，有時白色，有時紅色，有時紫色，有時黑色。我踩在上面，像踩在兩只船上，可它們太大了，我總是控制不好它們，每走幾步不是掉了一只，就是歪到腳，但我還是喜歡踩著它們，一點一點的趟著走。劉淑琴喜歡跳舞，尤其是剛買了新的裙子，她幾乎每周的周六和周日都會和閨蜜去舞場跳舞，而孫國輝從來不管，隨便跳，也沒時間管，因為他在忙別的，不是工作，而是“砌長城”也就是打麻將，劉淑琴總用“砌長城”去形容孫國輝在忙的“正事”。

孫國輝，1.85、有些黑，下嘴唇很厚，駝背，總之是很難看，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總是問劉淑琴，為什么跟我爸結婚，得到的也總是一個答案“當個時候眼睛進沙子了唄！”

有一次孫國輝在廚房正好聽到了，趕緊探出腦袋朝我和劉淑琴說“呵呵，不知道是誰，假裝歪到腳，還埋怨路怎么這么滑。”

“那天本來路就是滑！”劉淑琴臉很紅趕緊解釋著，而孫國輝則在廚房笑的很大聲。

后來我單獨也問過孫國輝，他抽了口煙說，劉淑琴追的他，然后慢慢吐出一個個藍色的煙圈。我說他是吹牛逼，你長那個樣子，算了吧。

他說他工作好，20多歲就是電工班的班長，在那個年代很吃香。那時候不是跟某法院院長的女兒，就是市里某領導的女兒談戀愛，劉淑琴是最次的了，她爸那時候是市里某看守所的所長。我不知道他說的真假，我半信半疑，不過看他吸煙的姿勢到是很自信，翹著二郎腿，食指和中指輕輕的夾著過濾嘴，半瞇著眼，看著藍色的煙霧一根柱的往棚頂竄。

2

從小他們倆對于我的教育比較特殊，是“回合制”的。就是一個一個來，先是孫國輝，他的觀念是，不管我的學習，一切看我的造化，是龍他就不是蛇，更多的是讓我自由發揮，他負責提供條件，不過沒幾年他就絕望了。便輪到了劉淑琴，她目睹了孫國輝的失敗，她開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督促我的學習，真是操碎了心。可我根本不聽，每次都是左耳進轉頭右耳就往外冒。每當這時候劉淑琴是真想拿起搟面杖狠狠的把我做成“棒子頓肉”。可她不舍得，她明白打我就是在打自己一樣，也許更疼。最后只能實在氣的不行的時候掐我幾下，她是不會掐人還是故意揪一大塊肉掐，我不知道，反正沒那么疼。看我沒什么反應，她就會大聲的喊孫國輝來。孫國輝一般不會來，他早已經放棄了，就算來了也只是在原地說一句“打有用嗎，養了個彪子。”然后繼續忙他的事。當然了劉淑琴知道孫國輝來了也不會揍我，喊他來只是象征性的，習慣性的，她解決不了了，她氣沒地方撒了，劉淑琴手掐著腰喘著粗氣嘟囔一句“還不都是你慣的。”然后找各種理由跟著孫國輝吵。

雖然孫國輝也從不打我，更不掐我，但他這種陰陽怪氣的說我，對我確是精神上的折磨。以至于到后來我會想，我真的是個彪子嗎？可是聽劉淑琴說，在我很小的時候，也就是孫國輝那一回合的時候，他對于我這么個“彪子 ”期望還是相當高的。

1歲生日的時候攝影師讓我抓東西，當時桌子上有秤砣。筆、錢、算盤、還有公章。聽劉淑琴說當時把我放到桌上，我看都沒看直接就抓了筆，而且不松手，拿都拿不下來。孫國輝開心的不行，逢人就說他的兒子以后是天才，以后肯定有學問，說不定還是科學家呢。從那以后家里的鐘表，錄音機甚至是剛買的錄放機 ，只要我伸手要，他就雙手送到我的面前，開心的看著我拆，然后裝不上。

劉淑琴試著阻止過他的這種封建迷信行為，但是，并不好使。在我4歲生日的時候，孫國輝讓在日本出差的同事帶了一個任天堂的紅白機，每天都和我玩“魂斗羅”和“超級瑪麗”既培養父子感情，又鍛煉我的智力，孫國輝是這么想的，但他明顯是想錯了。

之后的日子我幾乎每天都沉醉于那些會動的“蘑菇”中，在學前班每次的成績也都是零分。很難想想孫國輝看著這些畫著紅色“0”分的成績單是什么心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那時候還沒放棄我，偶爾還是跟我一起打游戲的。不過沒過多久，我就把他心里僅存的希望捏滅了。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和學前班的小朋友們玩耍的時候，我點燃了我家前面住宅樓一樓窗前的小倉房。原因是小伙伴們說我不敢點，真是小看我了。我只記得火很大，大家全跑了，我哭了。孫國輝被帶到了公安局，最終賠了不少錢才得以脫身。當孫國輝在公安局挨別人罵的時候，我當時正在家玩“超級瑪麗。”劉淑琴洗完衣服走進臥室，看見聚精會神玩游戲的我 “你爸都抓進公安局了，你還有心思玩啊！”

“爸爸為什么被抓啦！”我盯著屏幕繼續玩。

劉淑琴站著那嘆了口氣，轉身出去涼衣服了。

我估計后來劉淑琴把這事告訴孫國輝了，要不從那以后他怎么在也沒有和我打過一次游戲呢。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承認傷了父母的心，一次又一次，一次再一次，6歲的時候又玩火，這次不是燒別人家，是燒了自己的大母腳趾，棉鞋一個大洞還冒著白煙，我一看冒煙，就邊哭邊往家跑，幸好孫國輝在家，把我鞋脫了，要不我的腿燒沒了可能也不知道把鞋子脫了。9歲偷劉淑琴的10+10+5+10+5+5+50的錢玩街機被抓到，劉淑琴邊揪著我耳朵邊站在電視機前看“亞特蘭大”奧運會的開幕式。12歲時把孫國輝酒柜的兩瓶很漂亮的酒拿了出來，跑到外面澆了螞蟻洞，看著紅色和綠色的液體涌進洞里，我覺得不過癮，因為沒冒出來，我又返回去準備再拿兩瓶，被正下班回來的孫國輝抓個正著，他還是沒打我，只是迅速的把酒柜里剩下的酒都喝了，酒柜也改成了置物柜。14歲放學后在游戲廳玩街機又被抓到，這次是孫國輝，他的處理方式總是那么的藝術，他沒有揪我耳朵而是悄悄的拿走了我的書包。后來還是游戲廳老板告訴的我“喂，你書包被你爸拿走了。”我看著旁邊空空的椅子，我覺得無比的丟臉，這是對我的羞辱，我是真不想回去讓他無情的嘲笑，可我又能去哪。

回到家，他正在沙發上抽著煙“回來啦。”

我低著頭不說話。

“咦，書包呢？”他吐了口煙又彈了下煙灰，好奇的朝我問道。

跟我想的一樣，而我只能沉默。最后他望著屋頂的白熾燈重重的說

“養了個彪子啊！”。我記憶里這是他第一次說我“彪子。”

沒錯，用他的話說我是“彪子”。我只知道玩，從出生到現在，別人學習，我在玩，別人工作，我在玩，別人玩時，我在玩，我能玩一輩子嗎？。

說實話，我希望我能玩一輩子，我覺得那也是本事，可是我能嗎？我不知道，我只有試試，反正孫國輝從不動我“一根汗毛”，頂多也就是多聽他嘮叨幾句“養了個彪子”。

其實我覺得孫國輝是聰明的，他懂得“放棄”。劉淑琴就不一樣她太“執著”，也可以說她太愛我了。

劉淑琴在我學習和生活上是操碎了心，幾乎天天掛在嘴邊嘮叨著“你趕緊學吧。你玩到什么時候。這都幾點了，怎么還玩。趕緊把這個課文背會了，背會了在玩。”當然我是一句也不會聽的，然后每次開家長會，劉淑琴都毫無例外的被留下，她每次都氣壞了，回來就把火都灑到我和孫國輝身上，孫國輝勸過她，說你嘴皮子磨漏了那天我也還是這個樣子。可劉淑琴做不到“放棄”我，她每次都說再也不管了，可每次都沒過一天她就又一如既往的做著無謂的犧牲，她沒辦法，她太愛我了。劉淑琴愛吃海鮮，我也愛吃，每周肯定吃一次，每次吃的時候，都會把蝦和蝦爬子的殼去掉，送到我嘴里，魚的話 就把刺一根一根的挑出來，即便是這樣，我還是幾乎每天都在氣她“我不愛喝牛奶，方便面里不許放西紅柿，這個菜里不許放胡蘿卜。”我挑食很嚴重，如果還是放了我不喜歡的東西，我便一點不吃，她就得重新給我做。就這樣一直到初中畢業，我的個子也長到了1.86了，劉淑琴也在那一年檢查出了“紅斑狼瘡結締組織病”。這是一種治愈不了的疾病只能控制，它會在你脆弱的地方發病，淑琴的發病點在肺，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纖維化，直到徹底不工作。當時我知道她得病了，只是還不知道這么重，我不去想知道了我會怎樣，難道我會好好學習？還是會聽她的話？還是不想的好。

3

中考的時候，我什么都沒考上，這是意料之中的，他們也早就研究好了，要嘛送我去當兵，要嘛找個職業學校學個一技之長。但具體去哪還沒定，那個時候孫國輝又在家附近買了一處4樓的房子，這幾天家里正忙著搬家，我很奇怪住的好好的為什么要搬家，后來我知道原來是孫國輝嫌一樓太潮，對劉淑琴的病不好，怕受涼，所以就買了個樓層高點的。

搬完家劉淑琴問我要不要去當兵，我的姥爺很久以前就是部隊的，他可以幫我安排，我說不去，我怕。原因是我看電視里那些子弟兵們在泥地里摸爬滾打，又是拼刺刀又是過肩摔的，然后再負重跑山路跑個上百里，我不知道百里地到底有多遠，我想一定很遠，而且前面那幾樣就已經把我嚇壞了，我看了看我猶如干柴的身體，直搖頭。孫國輝也說“你看他那個熊樣，還當兵，那個苦他能受了？去了沒到1天就的被攆回來，不攆回來就是逃兵，還得槍斃，趁早算了吧。”淑琴想了想她也不舍得我去，就說那讓我去大連市讀中專。（大連市是2線城市在渭凌市南邊，大約80多公里，車程1個多小時，很多年輕人都去大連市讀書，工作。）

我想了想，我也害怕，得住校，想到跟一些不認識的人一個房間，我就害怕，也不知道為什么，讓我具體說，又說不好，可能是怕他們揍我吧，或者是讓我給他們端洗腳水什么的。后來沒辦法，孫國輝不知道在哪聽說，家附近的渭軸技校既便宜，畢業后還分配到渭軸集團工作，就果斷的把我送到那了，告訴我這個如果還不去，就出去撿破爛吧。

4

渭凌市渭軸技工學校，我們后來稱之為“渭凌市青少年托兒所”。下樓穿過家樓下的小花園，走到十字型主路，往西穿過馬路是很寬、很長的山坡直通學校。學校建在兩座山的半山腰上的，也可以把兩座山想象成褲子，學校就在褲子的中間…

南邊的山就叫它南山吧，北邊那個在當地比較有名，都管它叫涼亭山，山上有3個鐵和石頭組成的涼亭，應該是六十年代建的，從我記事開始所有人就都這么叫它。

學校的教學樓靠涼亭山而建，樓下種了一排梧桐樹，前面是黃土大操場和一對沒網的球門，看臺下邊是單杠雙杠這些基本健身器具。看臺是靠南山而建，沒有棚頂，走到最后一排，一個跨欄就可以翻過去到南山的半山腰。

2002年的9月1日，我很清晰的記得我留著鍋蓋頭，穿著剛買的白色的休閑褲，藍色的長袖上衣，和白色旅游鞋，邁進了渭軸技校的校門。

2002年的9月1日，我很清晰的記得我第一次邁進教室時看見他們的時候。我們互相擁抱著，互相拍打著彼此的肩膀，我們個子差不多高，都是185左右。我們體重也差不多重，都是65公斤，我們被捏在了一起，我們整天上學一起走，放學一起走，吃東西一起吃，打架也一起打，后來她也加入了我們，我們整天黏在一起，我們成了彼此的影子，上學手拉著手，放學手拉著手，吃東西手拉手，打架也手拉手。我們穿著同一條褲子，劃著同一條船，是啊，我們很快樂，是啊，我們很幸福。

王宏坤，我們的大哥，兩個小眼睛那就是一條縫，頭發每天都用發蠟打的亮閃閃的。住在我家斜對面，2樓。

張亮，從小一起玩到大，眼睛圓圓的，皮膚像碳一樣黑，嘴唇厚厚的，還發點紫，就像兩個烤腸粘在嘴上，而且嘴里還有兩個兔子牙，不笑的時候沒事，只要一笑，兩個兔子牙就會露出一點。他家住在十字型主路的道邊，一樓。

小白，原名趙克明，他是我們這里最白的，所以我們都叫他“小白”，由于我們整天都這么叫他，甚至一直到他結婚還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小白眼睛小小的，嘴唇比張亮還厚，反應也比較遲鈍，小白和我還有王宏坤初中都是一個班的。他家住在我家對面樓，我4樓，他5樓，我經常早上起來站在窗邊，邊穿褲子邊看他吃飯。

許一楠，這幾個哥們里唯一的女性，170的個子，圓圓臉，不胖也不瘦，長的并不漂亮 ，但性格豪爽，從不計較，是班級里的大姐大，也是王宏坤的女友，我們都叫他老許。住6樓，頂樓，在王宏坤家斜對面。

5

技校的第二年我們整個年級從三樓搬到了頂樓，四樓。我們這一屆共8個班，6個數控班401-406,1個鉗工班301，還有1個電工班302。除301和302還在三樓外，其他六個數控班都從三樓搬到四樓。由于教學樓的中間是樓梯，四樓的6個數控班分成東邊三個班401-403和西邊三個班，404-406.我的班級是401數控一班，在最東頭，朝南，也就是朝操場那邊，旁邊是402，對面是403。

這兩年我們幾個人整天的追逐與頹廢中的快樂，陶醉在寂寞的美麗。這讓我的每一天都過的很充實，每一天都過的很精彩，可是，眼看著就要畢業了，我已經單身18年了，這對一個18歲，正在青春期，并且精力旺盛的少年來說，是殘酷的，是虐待，是煎熬！在有些個夜晚，我覺得自己是一座從地球誕生到現在都沒有噴發過的活火山，每當這個時候，我都跪在床上祈禱著，盼望著，解救我，拯救我，的那一位女俠快來吧！快快一劍把那山尖劈開，好讓那熔巖無盡的噴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