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景，報告團講臺。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們解讀蒙哥與與忽必烈之三，現在有請報告會特約嘉賓真金、姚樞、劉秉忠張文謙、張德輝、元好問、賽典赤、廉希憲、安童、伯顏等人如嘉賓席并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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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秉忠：大家好，我叫劉秉忠，字仲晦，又名子聰。我出生于1216年，河北邢臺人。我做過道人，也當過和尚，但那是一種生于亂世不得志之時逃避社會黑暗痛苦的方法。我既是元朝帝國政治格局的總設計師，又是老北京都城的總設計師。我又是元朝的首任宰相。而元朝之名稱就是我取自《易經》中》“大哉乾元”之意，我建議將蒙古國改為大元，忽必烈采納了我的建議，于是就有了中國歷史上元朝這個朝代。我繼承耶律楚材未竟的事業，用畢生的精力將從草原上走出來的蒙古王子忽必烈培育、塑造成了一個尊崇儒教和漢法，尊崇華夏文明，拋棄野蠻落后生存方式和屠殺政治的一代帝王。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我與云海禪師于公元1242年在蒙古國首都哈拉和林受到忽必烈的召見。我和忽必烈的一席談話展露了自己的政治抱負，忽必烈看到我是個人才，就把我挽留在他身邊，商議軍國大事。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蓮川設置王府，管理漠南地區。在我的影響和促使下，他廣招漢族人才，開始施展“大有為于天下”的抱負。我和姚樞等人輔佐忽必烈在金蓮川制定了“廣招天下英俊，講論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針，藩府舊臣，四方文士，大批有識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由于我的薦引，我的同學、學生、故交王文統、張文謙、張易、李德輝、劉肅、李簡、張耕、馬亨、王恂、劉秉恕（我的弟弟）等，先后進入王府，為忽必烈獻計獻策。元朝著名的數學家王恂、天文學家郭守敬等人都是我的學生。忽必烈即位后，國家典章制度，幾乎都是我和我身邊的漢人弟兄們共同參與設計草定。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改名秉忠。1256年，我受忽必烈之命，在金蓮川草原上設計建設了大蒙古國的上都開平府，都址在今內蒙古錫林格勒盟正藍旗境內的閃電訶畔。公元1266年，忽必烈正式入主中原后，我又受命在原燕京城東北設計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命名新都為大都，郭守敬負責都城水系和建筑材料的運輸問題，這就是明清兩朝的皇城，今天的北京。

公元1271年的舊歷十一月，由我領銜給忽必烈上了呈文：“元正、朝會、圣節、詔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禮。”也就是說按照忽必烈認可的方案制訂的典章朝賀禮儀制度以及命名國號行朝儀的一系列策劃工作已經完成，蒙古大汗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華夏有一個朝代的至尊的開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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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樞：大家好，我是元初政治家、理學家。我叫姚樞，字公茂，號雪齋、敬齋。我生于1201年，享年79歲。我祖籍遼寧朝陽人。窩闊臺汗時期，也就是公元1232年，蒙古軍破許州城，我到燕京（今北京）投靠楊惟中，被引薦北覲窩闊臺汗。1235年，皇子闊出統兵攻南宋，命令我跟隨楊惟中隨軍南下訪求儒、道、釋、醫、卜等類人才。在窩闊臺汗的養子楊維中丞相手下做官。蒙哥即位后，我被當時的藩王忽必烈作為人才招入他的幕府。1250年，忽必烈召我到漠北，詢問我治治理國家之道，本人上書陳述儒家傳統的帝王之學，治國之道，深受器重。忽必烈受命總制漠南漢地軍事，我建議忽必烈在與南宋接壤地區屯兵，積谷守邊，徐圖滅宋，被采納。后隨忽必烈攻大理、鄂州（今湖北武漢），咨謀軍中，屢諫屠戮。作為元世祖的高級幕僚，我曾向忽必烈提過很多好的建議，并發揮了重大作用。比如，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統領民富物豐的漠南地，為此忽必烈高興地屁顛屁顛的，大宴群僚，興奮得眉飛色舞。這時我勸忽必烈萬萬不可喜形于色，以防蒙哥周圍的小人離間蒙哥和他的弟弟忽必烈之間的關系。我勸他“維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聽后，如夢初醒，非常佩服我；１２５２年６月，在征伐大理時，我建議忽必烈“不殺一人”，爾后又盛贊忽必烈“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大理百姓“得相完保”；１２５７年，當忽必烈的文功武治贏得中原民心，威望和權勢逐漸擴大時，憲宗蒙哥受人挑撥，對他的二弟忽必烈產生了疑忌，并派人嚴加查處。就在忽必烈性命岌岌可危時，我說服忽必烈“把藩王府里自家的老婆孩子送歸哈拉和林汗廷作為人質，以去除蒙哥的疑心。我深知蒙哥這個人吃軟不吃硬見不得他人可憐樣子，便教給了忽必烈保全性命裝可憐一兄弟情意打動蒙哥的哀兵之法，讓忽必烈又面見蒙哥，淚如雨下，以哭代說。憲宗終于消除了疑慮，下令停止對世祖的調查，從而避免了一場不測之禍；。忽必烈即位后，我以藩府舊臣參議朝政，與劉秉忠等哥們一起幫著忽必烈參定元朝制度。我歷任東平宣撫使、大司農、中書左丞、河南行省金事。入拜昭文館大學士，終于翰林學士承旨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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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輝：大家好，我叫張德輝，元朝人，祖籍山西交城。曾經在史天澤手下為官。鑒于忽必烈做藩王時喜歡儒學，愿意效仿漢法治國，1252年，我和著名文學家元好問到了漠北，請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師”稱號，并建議他遵照耶律楚材的方針，考選儒士，減免儒戶兵賦等負擔。起初，忽必烈因聽了一些人對儒家學說的誹謗，說金國就是因為儒家學說而亡國，故而對讓以儒家學說治國有些疑慮，我通過自己在金國生活的耳聞目睹所見所聞而駁斥了“金以儒亡”的說法，終于讓忽必烈欣然接受了“儒教大宗師”尊號，這等于公開宣布他將以儒學安天下、治天下。

忽必烈登基后，授任命我做河南北路宣撫使，我就任后懲辦豪強惡吏，深得民心。1265，在全國十路的政績考核中，我名列第一。第二年，我到中書省參議政事，1268年忽必烈提升我作侍御史，我辭謝沒有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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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問：同胞們，我叫元好問，鮮卑族，山西忻州人，金國人。我的職業是作家和歷史學家，特長是寫詩、填詞、寫文章。后人稱我是金元兩朝的文學盟主和泰斗。

我是金國人，曾在金國做過縣令，在金國南遷后的首都汴梁淪陷之后，我成了蒙古軍的囚徒，被關押了六年。對于蒙古政權的看法，我的內心經歷了一個十分矛盾和思想轉變的過程，金國滅亡后，我內心十分痛苦，曾經十分痛恨蒙古政權，發誓絕不替其效力。然而我曾做過三件事，讓一些心術不正的為愛國主義者們的病垢和攻擊。第一件事是為主動投降蒙古軍打開汴梁城門的金國元帥撰寫功德碑的事。說心里話，我對金國汴京西面元帥崔立投降蒙古和出賣金朝后妃大臣極為痛恨。但是，崔立開門投降，客觀上使汴京百萬生靈免遭涂炭，我又并不完全否定。佛家有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更何況崔立的投降讓140萬人免遭殺戮，就事論事，我以為崔立客觀上是為老百姓做了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因此，在崔立被脅迫我參與了為他撰寫功德碑的事后，我并沒有堅決地拒絕，只是把這個差事推給了別人，我只是具了個虛名。二就是為這件事成了一些口頭愛國主義者指摘嘲諷的重要口實。

第二件事是我給當時蒙古過中書令耶律楚材寫信要求他保護金國的儒家知識分子的事。在金元交替之際，我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一方面我痛心金朝的腐敗和混亂，希望有一個除舊布新局面的出現，但是當我看到金朝被蒙古滅亡的命運已成定局的時候，出于愛惜人才，就把金朝那54位杰出的儒家知識分子和中原秀士如王若虛、王鶚、楊奐、張德輝、高鳴、李治、劉祁、杜仁杰、張仲經、商挺郝經、王惲、許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繼先、閻復等，請推薦給耶律楚材，并請他予以保護和任用。而對于那些歸降蒙古國的金朝舊臣如耶律楚材、張桑、嚴實、趙天錫等，只要他們曾為減輕金國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過一些好事，我都能夠予以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