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國的變化，幾年前便已開始。
感覺最明顯的并不一定是官吏，更有平民百姓，甚至是象五月、趙大寶這樣的孤兒。
沒有少英院，她（他）們不知道會怎樣？而在少英院，她（他）們學習，她（他）們玩耍，她（他）們衣食無憂。
而且，她（他）們知道，少英院是皇帝出錢開辦的，她（他）們是極其幸運，能夠享受到這樣待遇。
她（他）們也知道，現在每個省都有了少英院，是皇家和幾大商會共同出資興建，給無數孤兒提供了庇護，讓她（他）們不受饑寒地學習成長。
少英院日常運作的資金，一部分是皇帝拿出的內帑，一部分是商會所出，還有社會上的富豪、士紳、商賈，甚至是平民百姓的捐獻。
但這些得到庇護的孤兒們卻不知道，皇帝對他們的殷殷期盼。他們的所學，都是皇帝所指定；他們在長大后，將成為皇帝所期待的各種人才。
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將邁進一大步。
光是少英院收養的孤兒，當然不夠。皇帝正在逐漸地推廣，利用賦稅上的減免，利用向教育的傾斜投入，打造出更多符合他要求的人才。
一代不行就兩代，皇帝自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因為他也很年輕，以二十年為一代，應該能夠撐到那個時候。
唉！算了，趙大寶有趙大寶的想法，或許也是對的。更可貴的是，趙大寶的堅持。
五月很老成地嘆了口氣，萬歲都不干涉，她管那么多干啥。
思緒已解，五月目光又盯上了桌上的蜜餞，咧開小嘴笑了起來。
快樂就是這么簡單，別看她聰慧遠勝常人，卻終究是一個孩子。
而大明的所有孩子，都不會再有歷史上的戰亂和痛苦。盡管他們日后也會有他們的困惑和難關，但那是他們人生不可避免的成長閱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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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遼，不僅僅是給大明帝國續了命，讓臣民歡欣鼓舞，更搬開了皇帝心頭的一塊大石。盡管在他心里，不只是一塊。
而這個年過得，也是皇帝最感輕松舒心的。
以后，他不必再殫心竭慮了。消滅外敵的同時，內部的整肅從沒停止過。正是對內部的興利除弊，才有了以舉國之力大戰遼東的底氣和實力。
現在，對未來的籌劃也可以開始放手實施。至于西南的叛亂，只要他一句話，安家就會歸降，但他不要。
不僅不接受安氏的歸降，對參與到叛亂的土司，皇帝也不準備放過。錢，糧食物資，他不吝嗇，但一定要消除后患。
水西，將是大明直接管轄；烏撒，也是一樣。還有……
皇帝不是要將水西殺個血流成河，而是不能容忍安氏在歸降后，繼續享有土司的地位。
說白了，皇帝的目標是安氏，而不是水西的軍民。將安氏連根拔起，將叛亂的部眾移往湄公、東番、海南……
可他們依然是大明子民，而且將生活得更加自由，更加富裕。除了那些不勞而獲的土司、土目，在這場平叛戰爭中，他們的損失才是最大的。
失去了祖先留下的土地，還有可以世代奴役的民眾，甚至是連性命，也取決于皇帝的態度。
這才是真正的震懾，平遼之后給皇帝帶來的底氣。而武器裝備的犀利，戰力的提升，明軍已經今非昔比。
盡管還不是大規模實行改土歸流的時候，但削弱土司的策略已經開始實施。
說得更準確一些，是削弱國內土司實力，卻增強其在境外的存在。
比如平叛之后，精兵強將入滇，整頓云南官場的同時，也做好向緬甸東吁王朝開戰的準備。
而明軍并不是戰爭中的唯一力量，聯合各家土司之兵，爭奪境外的土地和資源，才是一石二鳥的好計策。
這與在湄公省設立土司是差不多的手段，讓國內土司分枝開葉，無形中就削弱了他們的力量。
力分而散，力聚則強，這個道理，皇帝明白，別人未必清楚。就是想得清楚，又有幾個能抵御住誘惑，只守在固定的一畝三分地上呢？
將可能叛亂的力量向外引，使其分散，一旦進行強力的改土歸流，阻力便大大減小，更可以個個擊破，分而制之。
皇帝收起了有關云南方面的情報，按捺下心中急切，思索了半晌，命宮人宣王三善明日入宮覲見。
沐家坐鎮昆明，云南巡撫則在楚雄，不在一座城內，沖突也就少。
皇帝雖然要等平定奢安之亂后再向云南派出大軍，將云南的軍政大權收歸朝廷，結束沐家世鎮云南的歷史。
但現在的云南巡撫卻不令人滿意，而王三善應該是比較合適的人選，只是年齡偏大。
在皇帝心里，最佳的人選是正指揮平叛的傅宗龍�？善脚岩呀浗咏猜�，他不想功虧一簣，只好退而求其次。
皇帝又寫密旨，派人送走，命傅宗龍挑選五千精兵強將，護送王三善入滇。這五千精銳，既是護送，又是重整滇省軍隊的教導隊。
西南土司眾多，而云南的土司既多，勢力也大，情況也更特殊。
“凡百夷聚居區，都設土司”，直到正統年間，朝廷對云南西南邊境重新調整改置“三宣六慰”。
三宣指南甸宣撫司、干崖宣撫司、隴川宣撫司，六慰指車里宣慰司、緬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養宣慰司、老撾宣慰司。
三宣六慰的范圍除了國內部分外，大致還包括今緬甸、泰國北部和老撾的中部，皆“滇中可以調遣者”。
嘉靖十年以后，莽瑞體建立東吁王朝。隨著明朝國力式衰，東吁王朝日漸強大，明屬三宣六慰土司紛紛歸附東吁王朝。
皇帝忙完了公務，沉思半晌，從御書案的抽屜內取出了金字紅牌，端詳著、撫摸著，眼睛微微瞇了起來。
金字紅牌是由明朝中前期，在云南外邊政區實行信符與金字紅牌的制度，在邊疆管理、護國捍邊、調停和處置編內內部矛盾方面發揮十分重要和積極的作用。
但是，明末逐漸放松了這一制度的執行，乃至基本放棄信符與金字紅牌制度在西南邊疆的貫徹。
萬歷元年，明朝最后一次向云南外邊政區頒賜金字紅牌、勘合和信符，其后再也沒有頒賜金字紅牌和信符的記載，這等于明朝統治者放棄這一邊疆管理制度。
而緬甸則步步進逼，甚至學習明朝的金字紅牌制度，派出使者，伸出援手，為弱小的外邊政區土司排憂解難，導致弱小的外邊政區在得不到明朝支持的情況下，紛紛倒向緬甸。
金字紅牌！皇帝的目中閃現寒意，已經決心重拾此制度，重現大明國勢強盛時的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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