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徐衍昕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從誕生起，生命旅程于他而言就是一場磨難。

不知是從何而起的力量，讓他沒有被這個奉行淘汰理論奉行動物法則的世界同化。然而縱然他半傻半純，薛志的事仍然剝奪了他為數不多的希望。法院是個很神圣的地方，雖說法律不是正義，然而徐衍昕一直將法律當作是行使正義、取得公正的武器。犬儒主義尚且能用的武器，他怎么用不得？他要用得比誰都得心應手。

然而，當薛志站在被告席，一連說了三遍“是我做的”后，他方才懂得這世間大多的正義，都是鏡中花水中月。

薛志的背佝僂，他的臉蒼老，他的眼睛渾濁。

唯獨他的聲音洪亮。

他想起大學時觀看的辯論比賽。論題是那個著名的兩難問題，你是列車長，列車失控，只有兩條軌道，你會選擇撞向一人的軌道，還是五人的軌道。前提是不可能暫停，必須做出選擇。

這是一個多么殘忍的問題，辯論隊的選手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唇槍舌戰，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一個被估量計算的數值。

當時江嶼站在“犧牲少數人未必正義”的立場說，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對方辯友要談論人的社會效益，那么五位垂垂老矣的人和一位年輕力壯的人，誰的價值更高呢？五位無所事事的街頭混混和一位懷孕女性，誰更值得被拯救呢？當社會為了多數人開了先河，給少數群體施加暴力時，這絕不是公正公平的名號，不過是打著人多勢眾的暴力行徑，不僅藐視法律，更蔑視人性的道德。”

對方辯友一噎，出言諷刺，“然而生活就是要有所選擇，你到底選擇哪一邊呢？”

江嶼笑答道：“一個被迫選擇的列車長，不論選擇哪一邊，都不過是可憐的不幸者，往后的生命都被逼攜帶著他人生命的罪孽。而一個滿心社會效率價值的劊子手，不論選擇哪一邊，都將失去自己為人的價值。”

他云淡風輕地把對方辯手駁得面紅耳赤。

那時徐衍昕作為數學系的觀眾，依稀聽到隔壁的女生悄聲說“真帥啊”。

的確，江嶼做任何事，都有一股閑云野鶴的風范。他并非真的不在乎，若不是徐衍昕知道他要靠實踐分拿獎學金，恐怕真會信了他不過是來玩玩的說法，江嶼打架、犯規、比賽，都透著股漫不經心的調調，他永遠不會說，他必須要贏。他會懷著滿腔的野心，精心地準備，卻擺出一個毫不在乎的姿態。就像毒蛇捕食野兔，雙眼緊縮，卻不緊不慢地游走在草叢的陰翳中。

江嶼好像天生善于辯論，巧舌如簧。而徐衍昕卻是那個始終惶恐難安的不幸者。拿了獎金，江嶼帶他去吃火鍋，見他悶悶不樂，便說：“你還在想那個辯題？就是說著玩的，別當真啊。世界上哪有這么巧的事。”

“一切沒用的論題，都將成為隱形的法則。比如當自動駕駛普及，當它失控時，在無法避免的兩難境，就會被逼做選擇。而這樣的選擇是人提前輸入的，人要輸入什么樣的法則，而這樣的法則又包含了人怎么樣的潛意識？”

江嶼看了他眼，“你說得對。但這樣的事，輪不到我們倆大學生去思考。走了，帶你吃好的。”

江嶼的確沒說錯，身為學生，他們的確不具備多少改變的權利。

那時的他也多少有點天真，心想，這種困難的事，交給別人思考即可。他暫且先過著平淡順利的生活。然而幾年過去，當他們用法律作為武器，作為謀生的工具，走得越高，越知道他們并不具備這樣的權利。江嶼并不打算為難自己，任何案件都無法動搖他的理智。而徐衍昕卻不可避免地責怪自己。

就如同楊絳在《老王》中寫：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他的愧怍，或許才是他無法背離初衷的源頭。

判決來得很快，薛志被判七年有期徒刑。

觀眾席上來了不少同村的村民，他們靜默無聲，唯有薛婷一人哭得歇斯底里。這個被指控欺騙村民，不顧村民安危排放污染的人，卻被所有含淚的眼睛注視著。這一切那么蹊蹺，那么古怪，然而又那么合理。瑞鑫的一眾律師圍著張安，祝賀他，向他道喜，稱他這一仗打得很漂亮，稱他用流利的法條問得對方語無倫次。唯獨江嶼坐在徐衍昕的身側，沒有動。張安透過人群，遙遙地望來。

那是一種質問的眼神。徐衍昕沒忍住，掙脫了江嶼的手，徑直走了出去。于情于理，江嶼都該為了瑞鑫的勝利而歡呼，不該坐在他身側承擔這一失敗者的角色。或者說，今天的審判，于徐衍昕前幾日的歡欣而言，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然而江嶼并不準備放他一個人胡思亂想，兩人并肩站著，誰也沒先開口。

徐衍昕撐在欄桿上，看樓下清潔工阿姨掃地上的殘葉，“你不準備犒勞犒勞你的員工嗎？這可是一場大勝，被告全盤承認犯罪行為，連辯解都沒有。”江嶼像是沒聽見他話里的譏諷，捻起他肩頭的綠葉，遞給他。徐衍昕愣了兩秒，接住那片翠綠的葉，漫不經心地轉動它的葉梗。透過那抹綠，再看向江嶼的眼眸。

似乎隔著一層春色。

徐衍昕一用力，那綠葉被他捏出汁水，淌在手心，“你不生氣嗎？我遷怒于你，但明明不是你的錯。”

“的確和我有關，藤美給他們的補償金額，是我去談的，”江嶼垂下眼，“當時我不陪你去見他，不是因為避嫌。我是怕他認出我。你可能無法理解，有的人寧可獲得賠償，也不想要一個公正的答復，即使這個答復也可能包括金錢和名利。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和一家大公司耗下去的。我說這些，也不是為了辯駁。”

江嶼直勾勾地盯著他，“就像你說的，你在實習期，你可以隨時及時止損。”

“這是你的真心話嗎？”

徐衍昕有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似乎什么事都騙不了他。連同江嶼的心聲。遲早有一天，他說的謊，都會被他揭穿。他的心思會袒露在陽光底下任他打量。

“徐衍昕，如果你想要一個和你站在一起的人作為伴侶，這不是錯，是人之常情。”

即使他背叛現在的所有，選擇和徐衍昕站在一邊。徐衍昕遲早會察覺，他的理想不過是一種偽裝。只是為了捕抓獵物所作的誘餌。

江嶼想過無數次，或許他們本就無法走到最后。即使沒有葉雨清，沒有社會的枷鎖，沒有性向的區別，他們也走不到最后。這種逃避的悲觀想法，在某種程度上拯救了他的心緒。

就像現在。

徐衍昕笑了，說道：“我也沒有軟弱到只想跟相同的人站在一起的程度。的確，如果你和我一樣這么想，我會好受很多，我們會更有話題，不容易吵架。但這是工作伙伴。不是別的。我不是因為這個才跟你相遇的。”

“薛叔的事，我都知道，從河流基因檢測報告開始，我就猜到了。為什么河流的水不會導致基因改變，村里仍有這么高的白血病患病率？因為改變他們基因的并非生活用水，那只是個普通的污染而已。防護并不到位的工作服，檢測并不嚴格的工作環境，那些才是重點。藤美不會為了一個污染花費這么多的人力心力。我都懂。我猜，他們是用拆遷的賠款來安撫整個村的吧？只要薛叔不說，那些破舊的房屋就能夠拆遷了，他們可以搬離那個村莊，過上別的生活。而薛叔叔很愧疚，那些村民都是他介紹到藤美化工廠的，所以他想承擔起這些吧。”

“原來你都知道。”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如果薛叔叔一心要跟藤美打到底，會是什么結果。作為整個區的支柱產業，解決了多少人的工作難題，這樣的大企業，從一開始就沒有勝算。我都明白。我沒資格怪你，更沒資格責怪薛叔叔不替之后的員工著想，我是怪我自己，總是奢望會有點不同。但其實我幫不了任何人。”

或許徐昭說的沒錯，他只是天真。

因為天真，所以總是扮成受害者的角色。所有人都可以從他這里討點好處。這并非他有多少善良，有多少不計前嫌，或許只不過因為他滿足于這樣的角色，滿足他總是愧疚的心。

江嶼正視著他，“你怎么會這樣想？不要被我們這些無聊的人騙了。我們不過是畏懼失去現在的名利地位，所以盡可能地一邊搪塞自己的良心去做灰色的事，一邊勸服所有人都跟我們一樣。你看電影不也是，欺世盜名的人只需做一件好事，便能洗清罪名，獲得救贖和觀眾的眼淚。而克忠職守的人只懦弱一回，便會掉進深淵。做件壞事多么容易，只要你愿意，你現在立馬可以用你的學歷和名聲賺足夠多的錢。但想要幫一個人卻太過困難。你是個人，不是神，神都未免能夠救贖每一個人。何況是人類。”

當他認為江嶼無情時，江嶼便展現出多情的那一面，當他渴望江嶼的溫柔時，江嶼又對他決絕。

江嶼像個謎，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或許正因如此才會如此吸引他。

十年前，吸引他的或許不是江嶼的“壞”，對規則的反叛。而是一個透明的人對于一個秘密的追尋。

“你呢，江嶼，為什么要做律師？”他忍不住問。

江嶼沉默了許久，才說：“有個人說我合適。”

“誰？”

被問的人輕描淡寫地答：“是個混蛋。不說這個了，你真的不用去跟薛叔道別嗎？”

“不用，他想說的，已經跟我說了。而我想說的也跟他說了。”

昨天，當薛志對他說“不要來法庭時”，他說：“叔，既然你不是我的當事人，我也沒必要聽你的話，我明天一定會去。”

薛志聽了，只是用那雙渾濁的眼睛凝視著他。

他沒有生氣，也沒有說好，只是悠悠地說起一件事：“你知道藤美的老板是怎么白手起家的嗎？他的第一個兒子在停車場走路時，被一個無證駕駛的人倒車撞死了，連腦漿都流出來了。他本來信誓旦旦要去打官司，要那個人坐牢。然而那個人說，如果愿意私了的話，給他兩套房子，以及三十萬現金。那可是四十年前。他怎么選的，相信你也猜到了。他受辱，憤怒，但最后仍然拿了房子和錢，并且拿這些錢去澳門賭博，贏了十倍，靠自己的手腕建立了現在的藤美。但源頭不過是他那個可憐的小孩。”

“沒有什么東西比生活更滑稽了，所以不要跟生活做敵人，你要順著它，屈服于它。”

而徐衍昕的回答是，我做不到。

他對江嶼說：“雖然我還沒轉正，但我要提前給你打個預防針，或許我們倆永遠都不能站在一個戰線上。我有一個案子，必須要接。”

江嶼挑了下眉，“我大概猜到了。但我不會幫你。”

徐衍昕凝望著遠處的綠，哼了一聲說：“我也不用你幫。”

凝望著手心的汁液，他想，春天真的到了。